在《相声的有限元》里，他用对比度、搞笑机理、亮度(包袱是否明显)等参数建立了一个模型，通过实验数据取值，可以计算出一段尚未上演的新相声可以让观众笑多少秒，以此判定“笑果”。

　　“就好像通过力学试验，我们模拟出400牛的力就可以掰断一块手机。当然现实里大于或小于这个数值都有可能，实验都允许有一个误差范围。”在他的理论体系中，总笑果率(也就是观众笑的时间与整台演出时间的比例)达到18%以上，就是一台达标的演出。

　　这套理论体系的建立让李宏烨相信，自己在相声理论上取得的成就“远远大于一篇博士论文的成就”。相声协会也在交大打出知名度。2010年，李宏烨入围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2011年，相声协会获得上海交大校长奖，李宏烨与校长一同吃饭，在饭桌上，他提起自己正在写的《相声的有限元》，“校长就说，哎出版社社长就在这儿呢，我跟他说一下。”次年，这本书就作为“985”三期原创文化专项资金支持项目出版了，获得了6万元的资助。而2009年他的第一本书《校园相声学》是自费花了3万元才得以出版的，并且又花了1万4千元向出版社回购300本。

　　《相声的有限元》的出版，在上海大学教授、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张祖健看来，是“绝无仅有”的，“目前我国有5本左右的相声学理论著作，包括侯宝林等人所著的《曲艺概论》，也都是经验的总结，而李宏烨是建立了一个理论体系。”

　　成就与瓶颈

　　一切看起来都很顺遂，李宏烨和他的相声社团在交大取得“天花板级”的成就，却没有在交大之外换来相应的名声。今年10月，南京大学举办了“首届全国高校原创相声优秀作品展演”，交大相声协会只拿到二等奖，李宏烨不平：“我们的笑果量应该是很高的，七个评委里有一个打了第一，其他评委打第四第五。他们的标准是看你有没有说出传统相声的范儿，有没有口技表演这些。”

　　2011年，交大相声协会作为特邀嘉宾在上海南京西路乡音书苑进行演出，被一些专业社团评为“没有功底”。李宏烨也曾邀请上海曲艺家协会和一些资深喜剧演员去观看他们的演出，令他失落的是，许多专业人士给出的反馈也不是太好。

　　李宏烨认为，业界的不认可，是因为自己与传统相声“决然不同”的特质，让听惯了传统相声的观众无法理解和接受。

　　“我们与传统相声完全不是一种东西。一些去茶馆听相声的观众，很多相声可能都听过一百遍了，什么地方音调要高到什么程度，什么动作要做到什么程度，到位就会叫好，不到位就喝倒彩，他们不是去看内容，这就是他们的一种生活习惯。”

　　李宏烨用对立的方式去看待传统相声和它的观众，“这是文化的变质。当你不知道这个文化是为什么，文化就变质了。举个例子，有个故事是说，有家特别好的香肠店，把香肠从库里拿出来，头尾切掉上锅蒸，蒸完之后给客人吃。有人就问，你们为什么要把头尾切掉?他不知道，就说可能这样好吃。后来翻到祖传下来的秘方，上面说是因为锅太小了，香肠放不进去，所以头尾切去。可是现在锅已经很大了，他们还是把头尾切掉。当你不知道为什么之后，就很难进步了。他们只知道，当年马三立是这么说的，侯宝林是这么说的，可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这么说，不知道这么说的目的是跟观众有关。但是现在观众变了，你要怎么相应地改变。所以现在导致的结果，传统相声的演员很难争取到现在的新观众。”

　　他以侯宝林的《猜谜语》为例，侯的相声长度是23分钟，李宏烨等人创作过一个8分半钟的《猜谜语》，“但观众笑的时间比侯的多一倍。因为侯先生的相声里面有大量的‘你猜?猜不出来?你再猜。你怎么会猜不出来呢’这种铺垫的东西。我们的处理是，你猜这是什么，直接说出谜底，大家就笑。很多人质疑我们，你们这是猜谜语吗?我就说我们本来就不是猜谜语，我们不是说相声嘛，相声在于抖包袱，猜谜语干嘛呀。”

　　在李宏烨看来，自己的处理是加快了相声的节奏，“以前生活节奏本来就慢，侯先生已经加快节奏了，我们不是要照他学，我们是要按他的路向前走。”

　　“我现在可以说我们的艺术是比较超前的。”虽然并没有得到业内同行的认可，但李宏烨坚信这一点。

　　“博士”是光环，也是束缚

　　张祖健与他的朋友姜昆都注意到了交大相声协会这个“另类”。姜昆曾对李宏烨创作的相声进行指导，还请张祖健“关注李宏烨他们的相声”。

　　作为曲艺评论家，张祖健对李宏烨领衔的交大相声评价不低。他也认为，交大相声不是纯粹的相声，而是相声剧，介于相声和戏剧之间，“他们的内容主要是以高校生活为素材，最近几台戏写高校学生与体制的摩擦，从这个内容来看，在全国连专业的相声可能都不如他们前沿尖锐。”

　　张祖健把李宏烨、梁左，及市场接受度较高的青曲社作了一个比较，他认为，在文学深度上，“李宏烨有李宏烨的优势，梁左有梁左的优势，但青曲社谈不上，与梁左比有很大距离。”而表演上，青曲社是专业的，李宏烨他们则稍嫌业余。“高校特别是交大的学生特别认可他们，因为高校学生听相声，表现自己生活，内容跟自己很贴近，所以对表演就不那么关注。”

　　一旦他们脱离学校这样一个“母体”，李宏烨社团就不可避免地“遭遇瓶颈”。

　　李宏烨声称放弃传统相声的观众，然而，在张祖健看来，他们在上海“无法赢得喜欢滑稽戏、喜欢看喜剧、喜欢柏阿姨这样的观众群的认可;目前在白领中也还没有找到欣赏他们的中高端市场;同时独角戏的市场他们又无法争取”。

　　瓶颈不仅仅来自市场，张祖健认为，李宏烨的创作“带着象牙塔的作派”，基本上讲的都是知识界的生活，面向的是大学生。从话题，到术语，到包袱的设计，不是工薪阶层完全能够听得懂的。

　　“比如他常常在相声创作中借鉴使用电影中的时空蒙太奇，打破时空进行对话，舞台上两个不同的组合通过一个虚拟的空间同时讨论一个话题。这种创作手法太追求书面剧本的心理设计。在舞台表现上面，只有大学生看得懂，普通观众没有那么容易接受。”

　　张祖健欣赏李宏烨的才华，并且对校园相声寄予厚望。“1980年代，复旦出现过复旦戏剧，曾对当时话剧的发展推进了一大步。现在相声有主流派和郭德纲派，目前两派都没有特别大的突破，校园相声其实理念是比较先进的，愿意接受新的表现方法，比较有希望去实现这个突破。只不过李宏烨又是一个书生，骨子里带有一些孤芳自赏。他现在缺乏的是，如何用通俗的语言把他的理论告诉演员和观众，如何为演艺界和大众接受。”比如李宏烨颇引以为傲的《相声的有限元》，张祖健和姜昆都“不太看得懂”。

　　“博士”对于李宏烨，是光环，也是束缚。

　　“从博士转做相声，肯定人们的感觉都是‘哎呀可惜了’。如果我做一份专业相关的工作，把国外技术国产化，每年拿20多万的年薪。但也只有这些，我对科技不会有任何的影响和变化。我做不了改变。假如我在科技界创业，我也来搞原创，投入的成本比现在大太多。现在我舍弃了这样一份工作，把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拿来做自己想做的事，这个事值多少钱我也不知道。”

　　让李宏烨觉得幸运的是，他没有面对太多来自家庭的压力。他的父亲是天津大学的教师，家境小康，在自费出版第一本书时，4万多的出版费还是来源于父母的资助。“我跟我爸说，你会想到吗，我这样的人去走文学路。他说他觉得高考的时候他已经看出来了，语文考得特别兴奋。”

　　在博士论文结尾，李宏烨用近3000字的篇幅，表达了对导师和专业的复杂情感。他对自己的专业“材料科学与工程”说：“分手是必然的，对我们两个都是好事，虽然我依旧那么爱你……”他还“祝福”自己提出的一个新名词“叠合板挤压”：“你还是一个孩子，虽然我不会一直照顾你”，但当这项工艺成熟的时候，希望世界都能看到这是“中国人原创”的。

　　采访中，提到自己的一篇论文，李宏烨激动地说：“我将来都是要奔着金庸这个档次去的。写一篇论文，很烂我能拿出手吗?”

　　“所以你的人生目标是金庸这个档次吗?”

　　“肯定是。肯定是这个档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