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良攀升、压力大或是传统银行高管的离职诱因

　　调查发现，仅在湖北武汉，多家银行员工下班时间越来越晚。从分支机构到总行，晚上八九点钟办公楼灯火通明已成常态。湖北一家城商行市场服务中心员工告诉记者，白天外出调查，晚上搜集整理资料，晚上10点能下班属正常。不过，下班晚、工作时间长与工资不成正比，反而是一旦出现不良贷款，扣罚相当厉害。不仅如此，以往过年过节发放福利等隐性收入全都取消了。

　　调查了解到，这种现象不是湖北独有，目前，整个银行业体系都是这种情况。

　　不过，与工作压力增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银行业盈利能力大幅减弱。

　　16家上市银行公布的三季报显示，五大行净利润增长率均首次下滑至1%以内，中行、交行净利润出现负增长，同比下降1.47%、0.22%。与之对应的是不良贷款率大幅攀升。中行不良贷款总额1290.72亿，不良率1.43%，农行不良贷款余额1791.6亿元，同比增长43%，不良率达2.02%，建行不良率1.45%，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从各个身份来看，净利润负增长、不良攀升也很突出。

　　根据各地银监局公布的三季度数据，浙江、广东、山东不良贷款规模均突破千亿，其中浙江高达1778亿元。净利润方面，重庆、广东、陕西、山东均出现负增长，其中重庆负增长高达34%，另外三省负增长也接近10%。不良率方面，山东、江西、浙江等省份不良率均超过2%，远高于全国商业银行不良率1.59%的平均水平。从单个银行来看，宁波银行的不良率达到2.45%。

　　湖北一家银行负责人私下向长江商报记者透露，银行业实行贷款责任追究终身制，在经济下行、银行不良率上升的压力下，银行高管如坐针毡。此外，银行高管的薪资受到限制，高管承担的风险与收益不相匹配。“尽管限薪令针对的中央管理企业目前就是五大行，但行业内会对比，人家高管降薪了你也要做出样子。”这位负责人说。公开资料显示，限薪令实施后，多家银行高管薪酬有所下降，部分幅度较大，此后高管离职增多。

　　不过，亦有银行高管表示，工作压力增大、薪水降低是离职的一个方面，主要原因还是传统银行机制不灵活，束缚太多，有时限制了业务开展，个人才能发挥受限，因此想换个环境。

　　改革创新 致高管人才流动

　　金融业爆发的高管密集“出走”背后，或是中国正在进行的金融改革创新所致。11月5日，董希淼向长江商报记者表示，目前，金融业个别区域和部分岗位出现薪酬下降现象，涉及的是中管干部，因此，不能片面地将金融业高管离职原因归为限薪。在他看来，大量高管离职的主要原因是金融业改革创新。

　　董希淼说，近年来，互联网金融蓬勃兴起，需要大量专业人才，银行内部也开展互联网金融业务，银行业人才在内外部流动成为必然，也属于正常现象。而传统银行机制不太灵活，薪资不具备挑战性，大量互联网金融公司开出的高价，对金融高管有较大吸引力。还有一种情况，部分金融高管自身发展触及天花板，个人才能施展需要更广阔的平台。

　　对于金融业反腐导致高管离职的说法，董希淼认为二者的关联性不大。毕竟，随着金融业反腐的深入推进，不要说离职，就是跑到国外都没用，该承担的责任少不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一副教授亦持此观点，他认为，金融改革创新，新业态兴起，倒逼传统金融业革新，高管人才流动导致金融高管离职。从目前离职的传统银行高管看，大部分仍在金融体系从业。

　　11月7日，一家股份制银行武汉分行人士称，总体来看，离职的金融高管中，一部分是年龄偏大，一部分是因工作原因调动，属于上级安排。因为工作原因被调动的，多属于去开拓创新。如国泰君安董事长万建华离任创建证通公司。

　　天风证券一人士则表示，在券商行业，因为激烈的市场竞争及行业要求对市场的快速反应，再加上中国资本市场正处于快速发展期，面临的改革创新之处很多，券商高管年轻化是趋势，因此，年龄较大券商高管离职可以理解。

　　还有银行人士称，经济下行压力，中国正在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正是一个个人创业的绝佳时机。金融业高管，拥有一定的资本和资源，创业的成功率要高一些。比如，曹彤从中信银行副行长岗位辞职跳槽至微众银行任行长，现转战厦门联手国资创办互联网金融公司。

　　有学者表示，金融业爆发的高管变动，有多重因素，如金融业反腐、证监市场严打、银行盈利水平下降、金融改革创新等，不应简单归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