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他算了一下,至少跑了10万里路。”李大君说。打官司期间,老何多次往返于四川老家、务工地与河北张家口之间。有次开庭时间赶在春节前,老何正在深圳忙着讨薪,恰好那两天拿钱。老何商量说,能不能缓两三天再开?法院询问了公司方,说不能等。
连夜,老何买了高价机票,从深圳飞到北京,再转车去张家口。开庭时,公司方根本没来人。老何感觉自己被耍了,气得咆哮起来。
每次去张家口,都是老何一个人去,他说不敢去多人,那要花钱的。官司打到中院时,李大君陪他一起去了。“大君怕我一个人,到时候反应不过来。”
“我自己去,住20块一晚的地下室,又潮又暗,基本没人住。被子全丢在角落里,得自己上去扒拉出一床盖。大君陪我去的那一次,住得稍微好点儿,40块一宿。”尽管所有的法律程序都走完了,老何依旧拿不全该得的钱。申诉的路,看上去还是那么遥遥无期。
没有想到,胜利来得太突然。2015年,中国人民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前两天,老何突然接到一个来自河北的电话,法院让他火速到达执行庭,领取妻子工伤赔偿的尾款。
四年半啦,煎熬人的日子总算结束了。
问起两场维权官司打下来,人有啥感受时,正走在北京街头的老何,突然在寒风中剧烈地咳嗽起来。缓了好一阵儿,他才用四川话,说了两句老家的顺口溜:官司莫打贼莫做,不死也得脱层皮。
五
这些年,李大君曾对100多个建筑农民工进行过访谈。
梳理他们的人生时,李大君发现,时代的每一场变革,都会在他们身上留下烙印;社会的每一次变动,都会迅速波及到他们身上。“蝴蝶震动一下翅膀,他们立马就躺枪了。”
去年11月底,李大君转了北京20来个建筑工地。“大部分都停工了,比往年提早。受经济下行的大环境影响,农民工找活难、讨薪难。”
在几百个认识的建筑农民工里,李大君随机调查了40多人。2015年,他们中几乎没有一个人拿到工资全款,而且活少、难找。“像老何,往年能干200到280个工,去年只干了100个工。”
每到年底,李大君都跟老何他们聚聚。连着4年,他都是请农民工泡澡。在城乡结合部,包个便宜的澡堂子,喊上三四十号人,大伙一块泡。2016年春节前,刚从河南回京的李大君,打算请大家吃饭。
聚餐的地儿,在东南五环的西直河,吃自助火锅,一共来了十六七个人。除了等着拿工钱回家的工人外,还来了两个小包工头。
包工头李建华,原先是山东一国企煤矿工人。“下岗哩!上北京混,莫名其妙地就干上包工啦。”他的身高有一米八,讲话底气足、嗓门大,一口浓浓的山东味儿。一顿饭吃下来,基本都他一人在说。
李建华管接活儿叫“买工地”。
流程是这样的:建筑公司有活了,先找有资质的劳务公司,劳务公司实际上没有工人,得上劳务市场找人去。
“有一帮人背个包,天天在劳务市场蹲着,围着劳务公司转,专门替他们找干活的人,俺叫这种人是‘背包的’。一般俺在家听电话,有活了,‘背包的’打电话过来,谈成了,先要给‘背包的’好处费。”
年头好的时候,买一个工地,给两三千好处费。“2015年活少,好处费上万块。看今年的架势,买一个工地,怎么也得花三万。”
包工头也是分级的。李建华说自己是最底层的包工头,活到他手里,不知经过了多少层。“有一个活,经过大大小小的包工头,到我手上一共经过12层。哪一层不剥点皮呵。经的层越多,工人拿到的钱就越少。”
“给点零花钱吧!”接下活儿,干上十天半月后,李建华得赶紧向老板要点现钱,按工人人头要。“假如一个人,能要来100块,只给工人50。俺得先把买工地的钱拿回来,保证别赔了。”
2015年他还是赔钱了。李建华讲,往年干工地,挣钱的活多,这一年是保平的多,还有两个活儿,到现在都没拿到钱。“俺有一百来号工人,快过年了,让大部分人先回家,只留下20来个代表。我管吃、管住,天天就是上公司要钱去。就这,一天的费用也大了去了,快贴进去10万啦。”
他指着李大君说,“开始,听大君给俺们讲各种故事、法律政策,觉得真好!《劳动法》真是一部好法。可现实是,你按那上边的条文去做,根本做不下去。”
“有几个能像老何那样打官司的?反正俺手底下的农民工,去法院还没上庭打官司,人先打哆嗦哩。维权成本太高,打官司,光时间就能耗死你!”
要不来钱,那怎么办?
撸了撸袖子,李建华继续道:“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咋办呢,聚一堆,堵大门呗。以前不给钱,就去堵工地大门,不让干活。现在,闹也没用哩。”
因为要工钱,他已经被揍了好几回。有次是傍晚,他去工地外头吃饭,“上来一伙子人,冲俺拿刀就砍。人一躲,砍中右胳膊肘,把鹰嘴骨砍掉了”。还有一回在工地,来了20多号人,穿黑衣服,戴白手套,拿着一尺多长的棒子。对工人二话不说,上去就揍。一打110,人就闪了。警察还差点把工人抓走,幸亏一个大学生志愿者,在工地二楼,拿手机拍了工人挨打的视频。
旁边一直不说话,默默吃菜的小包工头老刘,是老何的同乡。他一开口就骂人了:“开发商最操蛋了,请了几十个黑保安,直接把我们从工地给打出来,行李全撇地上。最后一分钱没拿到,白白干了两个月。”
老刘属于一线包工头,自己也得干活。有一次,他站在楼顶上搅混凝土,快完活时,楼整个塌了,人全从四五层高的顶板上掉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