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律师说到代理先谈钱

　　新京报：在给陈满案申诉过程中，你充当了一个怎样的角色?

　　程世蓉：我不是律师，我给自己定位是“二传手”，申诉过程中我在中间不断传递信息。向司法机关请求再审，向律师和法学专家请求援助，向社会公众呼吁支持。

　　新京报：都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程世蓉：我花了几个月把陈满案卷宗仔细研读、分析、摘录、列表对比，整理成脉络清晰的案情介绍和分析文本，然后上网“骚扰”一切能找到的律师。把求助过的每位律师名字整理成文档，十年下来，名单里有几百人。

　　新京报：当初很多律师都不愿意接这个案子?

　　程世蓉：大多数没有音信，有位知名律师回复我，说这案子不太乐观，需要新的证据，否则很难翻案。还有律师说愿意给陈满代理，但先要付5万元代理费，没钱?甭谈。

　　新京报：你自己也向最高检、最高法递交材料，为陈满案喊冤。

　　程世蓉：我直接向两级法检机关寄发特快专递18封，挂号信7封，托人给最高法、最高检转交材料3次，3次到最高法反映情况。第一次是2004年12月21日，早晨6点不到就出门，转乘2趟公交车到最高法。回到家，天已经黑了。

　　新京报：这些行动反响如何?

　　程世蓉：2005年两会期间，最高检的三位官员做客新华网，我向最高检渎检厅陈连福厅长反映陈满案，之后就有长达三年的交流。我还和最高法副院长苏泽林有过邮件的交流。

　　最高检和最高法的介入，让我一度觉得有希望能尽快翻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