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雨是安徽临泉人，今年39岁，年轻时在西安一个上了教育部黑名单的大学读完书之后，1994年到上海跟随父母打拼。当时李新雨的爷爷、奶奶、父母、姐姐一家人经亲戚介绍开始在上海闵行区马桥镇一个村以每亩600元的价格租了三十多亩地种蔬菜，一家人吃住在村里提供的免费仓库，一年到头的忙，没有雇工，每亩地有纯收益两千多元。

　　过了两三年，村里土地被征收，一家人就搬到了闵行梅陇镇的一个村，在那里又租二十多亩地种菜，后来发现煤球生意比较好，就向村里租了两亩地，投资了三四万开了煤球厂，专门供应给小摊小贩煤球，煤球厂差不多做了有十年，李新雨的弟弟高中毕业后从老家到上海一起打拼。

上海郊区的农村

　　2008年煤球厂不做了，家里也积攒了二三百万，又借了一百多万，向村里租了十五亩土地建仓库，做物流生意。仓库面积有七千多㎡，造价500多元/㎡，当时和村里的协议是仓库十五年之后归村里所有，到期后享有优先使用权，做物流生意每年差不多能够净赚四五十万。​

　　2011年，仓库所占土地也被征用，因为建仓库时手续不健全，定性为违章建筑，在拆迁赔偿中按照违章建筑来赔款，李新雨家总共得到了七百多万的赔偿款，如果按照正式厂房来赔款的话，那么赔偿数目则在千万以上。

　　赔偿款家庭内分了之后，父母就回了老家养老，只剩下他和弟弟在上海继续打拼，李新雨带着自己的那部分钱到奉贤区南桥镇做生意，租了200多㎡的办公场所继续做物流和代理生意，还投资了一部分钱炒股，但是很快就在股市上损失了两百多万，现在每个月的收入在两万多，弟弟拿到赔偿款后到青浦区做物流生意，在那边买了房子，每年收入四五十万。李新雨也在不断寻找新的投资机会，想重新开始找一个地方种菜。

　　尽管在上海已经打拼了二十多年，并且已经有了自己的一些事业，但是他仍然觉得自己处于农民阶段，和同时出来打拼的老乡相比，他和弟弟基本上算是最为成功的人群，但是他觉得自己仍然游离于上海这座城市之外，他觉得“变成上海人，何止困难，比登天还难。”

　　他2001年结婚，娶得还是老家那边的媳妇，受到传统生育观念的影响，他们婚后生了三个小孩，前两个是儿子，大的13岁，小的11岁，最小的女儿才3岁。原本大儿子和小儿子跟着他和妻子在上海生活，读了小学，到了读初中的时候，妻子带着几个小孩回到老家县城去念书，因为小孩无法在上海这边读高中，也就无法参加高考，一家人只能分居两地。

　　虽然，他有了一定的财富，但是始终没有在上海买房，最开始房价便宜的时候，家庭财富都投入到了生意中，后来房价高了，也就更没有机会购买房子了。他觉得自己现在处于一种非常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因为超生问题，他无法取得上海户籍，也没有在上海购买房子，子女长大要受教育问题，老婆只能带着三个孩子回到家乡，一家人分居两地，对于上海他找不到归属感;

　　另一方面，他又觉得回到家乡后，已经不习惯那个地方，觉得家乡的发展环境不好，家乡人的素质也不如这边高，回去之后无所适从，权衡之下只能留在上海继续打拼。

　　李新雨家庭代表了一种典型的外地农民在上海的奋斗史，作为农民进城，家庭的整个奋斗历程和上海这个城市的发展深深的嵌入在一起。

　　从他们家庭进城奋斗的历程来看，有三个典型的特征：一是全家奋斗模式，全家人为了生活一起打拼，父母、爷爷奶奶是家庭奋斗的坚实后盾，而子女是家庭奋斗的真正希望，只有他们才最有可能是在这个城市扎根的人;二是多种经营模式，种菜、开煤球厂、搞仓储物流、投资股票和农业，他们一直在尝试抓住市场的机遇，并不固守单一的经营模式，在多种经营中，逐级跳跃，完成家庭财富积累;三是财富积累的不稳定性，由于家庭奋斗和城市发展嵌入的太多紧密，以至于城市发展的每一个微小变动，对于他们都有着较为深刻的影响，在城市发展征地的过程中，他们不断迁移，没有在哪个地方能够稳稳的站住脚跟，最终家庭投资最大的产业因为征地而不得不重头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