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王泉林那样的农民并非个案，仅他所在的村民小组，还有四个种田大户。进入2000年以来，农村中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留在村庄内的年轻劳动力少了，村庄的活力也不如以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农村就没有了发展的空间。

　　以往是因为务工机会的稀缺带来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滞留在乡村，而如今全国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后，农民可以自由的在城乡之间寻找合适自己的发展机会，与此同时，村庄内的发展空间也随着劳动力大量向外转移而逐步显现。王泉林之所以能够在村庄中获得发展机会，不正是因为村庄内大量人口外出务工吗?

　　更为关键的是，在没有政府和资本等外力的干预作用下，农村自发的土地流转形成了一个相对合理的市场价格，这就给留在村庄的农民就有了扩大农业生产的机会，他们完全可以通过土地自发流转而获得不低于外出务工甚至还要更高的收入。正是这些，才使得像王泉林那样因为无法外出务工的人能够在村庄中获得相对可观的收入，才能够使得他们的家庭获得摆脱贫困的机会。

　　二 安徽农民在上海：逐梦者，抑或漂泊者?

　　上海奉贤区庄行镇的农村

　　一次很偶然的机会，要到上海的农村去调研半个月，说来有意思，之前从未到过上海，因此对于上海的农村充满了想象，上海作为金融中心的繁华总让人觉得即便是那里的农村也应该比中西部的县城要好很多吧，但是当真正到了那里调查之后才发现，原来即使在上海，也依然有很多破败的乡村，不过与中西部那些破败的农村不同的是，上海农村的破败大都是因为那里的原住农民都已经成功实现了家庭的城市化进城。

　　农村不过是大多数上海农民儿时的记忆，然而更加与中西部农村不同的是，上海破败的农村背后却隐藏着许许多多外地农民的梦想，他们背井离乡，在上海农村的一隅，寻找家庭发展的希望，像很多要到北上广深的漂泊的白领一样，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的农民也有着在这个大城市里生根发芽的梦想。

　　在上海农村的奋斗者中，来自安徽的农民最多，因此在上海郊区的公路旁地方随处可见安徽特色的餐馆，除了来这边务工，还有相当大的群体在这里务农，以至于与“农民工”这一词相对的产生了“农民农”的概念，大都是夫妻两人或者举家来到上海郊区的农村种粮抑或种菜，或居住于破败的农村，或居住于田间地头窝棚，勤勤恳恳的劳作，有的人经过了漂泊之后逐梦成功，实现了在这个城市户籍身份的转变，但是大多数人都是漂泊了几十年后回到故乡。李新雨家庭就是众多漂泊中一个算不上成功又算不上不成功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