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上政治舞台的资产阶级

　　1905年-1910年间，中国年均设厂数超过洋务运动30年检所设厂数的20多倍，民族企业大批兴起。图为“面粉大王”荣德生在上海开设的荣福面粉一厂。

　　自1900年以来，随着其时还在台上的清政府，在西方列强轮番“问候”之下，犹如老牛一样，被抽上一鞭子，便勉力向前一步，但这也让中国商业的发展拥有了相对宽松的氛围，同时让数千年都被贬抑的商人阶层开启了其在中国的“上升通道”。

　　这尤以慈禧表现得最为明显。在被八国联军赶到了西安吃羊肉泡馍之后，她不仅反思了自己的一些行为，更是在返京之前，以光绪名义发布《变法诏书》，继而推动了自己在晚年的一番振作革新。

　　日后，清政府的每一项改革，都是在她的关照和默许下逐渐推进的，其中的许多措施，不仅实现了百日维新的目标，而且完全超过了当时康、梁的胆识。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除了实行新政、正式编练新军，还在巨大的财政压力下，放开了对商人阶层的压制，转而给予商人应有的支持。其中包括专门设立了商部，并于1904年1月，颁布《钦定大清商律》，内容有《商人通例》9条和《公司律》131条。

　　在某种意义上，这是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公司法。此后，商部又颁布实施《商会简明章程》等一系列商事法规，建立了第一套比较完整的商法体系。

　　也正是在这样一段“小阳春”的日子里，“1905-1910年间，年均设厂数分别超过洋务运动30年间所设厂数的20多倍与甲午战争后的2.5倍，投资额分别超过5.7倍与2.9倍。

　　民间投资范围也更为广泛，除原有的缫丝、棉纺、火柴等产业有了较大发展外，烟草、肥皂、电灯、玻璃、锅炉、铅笔、化工等产业也有了民族资本企业的出现。股份制公司到1911年时已达977家。”〔张忠民，《艰难的变迁——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

　　与此同时，各种商会组织也相继建立和发展，如宁波帮鼻祖严信厚便在盛宣怀的支持下，于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商会组织——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即日后著名的上海商务总会)。

　　在某种意义上，这些组织充当了各个领域中代表中国团体利益、对抗西方竞争者的发言人和保护人，另外，还让实业救国成为了其时主流的思潮。

　　然而，随着光绪、慈禧的双双离世，新人当政却没有更新的气象，反而因为自身的短视，导致了进一步退三步，尤其是皇族内阁的推出，使得“小阳春”过后便遇倒春寒，最终也让清政府成了被抛弃的对象。

　　就在上海光复的过程中，宁波帮的大佬朱葆三、虞洽卿相继站到了革命的阵营，其中，虞洽卿组织的华人体操会加入上海商团公会，成为革命的主要战斗力之一，另外，他还和朱葆三一起承担了在上海工商两界的筹饷任务。

　　甚至，在上海光复的前后，他还亲自游说江苏巡抚程德全成功起义……这些作为让他们在胜利后获取了不菲的政治利益，虞洽卿先是成为沪军都督府8名顾问官的第一人，随后又被任命为闸北民政总长，朱葆三则在沈缦云因故去职之后，接任了财政总长。

　　这不得不让人发现，“上海光复后的沪军都督府中，除了都督陈其美等人外，基本上就是一个绅商领导集团。”

　　《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年至1949年(上卷)》对此便直言：“虽然不能把辛亥革命称作资产阶级革命，但这场革命对资产阶级的命运起了重要作用。

　　这次革命是资产阶级第一次卷入政治，正式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至于这一次到底是不是资产阶级第一次卷入政治，还有待争论，但他们由此正式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却是万无一失的。

　　联系到1916年孙中山对宁波帮的赞赏，我们不得不承认，那些自殷商而绵延下来的商业力量，正对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施加着自己的积极影响，并对1916年前后于商业上的“某些成功”，做了重要的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