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历史，百年以前的1916年，孙中山赴浙，在宁波演讲，肯定宁波商人的经商能力，“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也”。彼时清政府放松民族工业政策，西方处于一战之中，在夹缝中的民族工业抓住时机，迎来了第一个“小阳春”。

　　在很多人那里，1916年是作为2016年的百年轮回而在今天为人记起，但在宁波人心目中，它或许是一种永恒的存在。

　　这一年的8月23日，看似平淡无常的一天，但正是在这一天，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携夫人宋庆龄，莅甬考察。此前，他去过了宁波的近邻杭州和绍兴，并在杭州进行了热情洋溢的演讲。就在结束杭州演讲的当天，宁波的浙江第四中学校长励建侯即电请孙中山来甬。

　　这一天的上午，孙中山在四中，以“地方自治”为题发表演讲。根据8月25日的《民国日报》的刊载，在他的发言中，既有对宁波在民主共和进程中勇于担当及争先的肯定，“良以浙江地位、资格均适宜于共和，而民心又复坚强，故能有此结果。今观宁波之情形，则又为浙省之冠。”

　　又有对宁波人经商才能的赞赏，“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也。”还建议，“宁波人素以经商闻，且具有坚强之魄力，急宜联络各省巨商，共筹资金，组织一极大之商业银行，实为紧要之举。”

　　最后“展望未来”，“以宁波既有此之土地，有此资力，苟能积极经营，奋发自强，宁波不难成为吾国之第二上海。是在诸君之努力耳。”

　　这并非出于台面的肺腑之言，可以看作孙中山对宁波帮多年来矢志不渝支持革命的一次真心回应。在某种意义上，没有宁波帮，以及以其为代表的中国民族工商业作为他数载革命的坚强后盾，要钱出钱，要人出人，辛亥革命能否成功是个疑问，与此同时，中国的民主共和事业虽然也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向前推进，但一定会更加崎岖和坎坷。

　　为革命而经商

　　在这后盾之中，肯定少不了当天全程陪伴的赵家艺——他曾和兄长赵家蕃一起，紧密地团结在孙中山周围，是“为革命而经商”的典型代表。

　　在宁波本土学者孙善根所作的《孙中山与宁波帮》一文中对此便有所提及，“清光绪三十年(1904)，赵氏兄弟同赴日本留学，期间结识孙中山，并加入同盟会，即成为孙中山革命事业最忠实的追随者。次年，赵氏兄弟与革命党人张静江先后去法国巴黎经商，以所获利润全部用于资助孙中山从事的革命活动。

　　‘计人杰〔即张静江〕先后所输金百数十万，君亦数万。’”这种支持到辛亥革命前夕更是登峰造极。他从蒋介石把兄弟也是上海光复后的首任沪军都督陈其美那里得知孙中山日困愁城、无以为计的窘况之后，和赵家蕃双双赶回宁波，将自己的父亲遗留下来分授给他们的大批田产悉数贬价出售，得到一大批现款后以救济孙中山的急需。

　　这也让赵家兄弟落得了个“有求必应”的好名声。到今天，这段变卖祖产支援革命的义举，还在宁波民间广为流传。

　　为革命的还少不了日后曾参加“开国大典”的红色资本家包达三。这位在日本明治大学攻读政法的穷二代，折服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并剪去辫子、参加了中国同盟会，同时还广泛阅读各类革命书籍，并亲自动笔撰写了《评俄国武力外交》等多篇揭露清政府腐朽统治的战斗檄文。

　　也就在光复上海攻打江南制造局的过程中，他亲自冲锋陷阵，不怕牺牲。在胜利之后，又驰援杭州，最终成为辛亥革命中的又一功臣。1916年，他从日本潜回中国，匿居租界，秘密参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不过，袁世凯虽因复辟闹剧树倒猢狲散，但继之而起的军阀混战，却让他痛感国事日非，前途茫茫。

　　在苦闷和彷徨中，他不停地思索自己今后要走的路。最终想到了弃政从商，走实业救国的道路。

　　今天回头再看，他的选择既有偶然的因素——他在广州结识了出身富商之家的王文宁并结婚，来自妻子家族的雄厚资金成了他最初投资实业的原始资本;但与此同时，也有必然的原因——这便跟中国商人的地位变迁有很大的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