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最初的红包，据说是在唐代，因为杨贵妃生子了，唐玄宗发布赏钱。这种赏钱是用来表达人际关系中的爱与情感，以及维护某种社会关系，并且在重大事件和节日中才会出现。唐宋开始，在过年期间出现了赏赐。最初是皇家给大臣的赏赐，表示一种鼓励;然后是家长、长辈给晚辈，表达一种关怀。

　　红包一直都有赠予实际金钱(实利)和吉祥祝福(虚拟)两个层面的意义。在古代，除了用一般的流通货币作为压岁钱之外，还有专门作为压岁钱之用的纪念钱币(不能用于流通)，有些可佩戴，上面会印有八卦、八仙或各类祝福词，我们现在称为“民俗钱”。古代的钱币多是中间有孔，可以串起。用来串压岁钱的绳线也有讲究，早前须用青黄黑白赤交织的五彩花线，具有避邪、吉祥的功能。后来，红色慢慢从五色中突显出来了，压岁钱变成了用红线串起的钱。

　　而真正出现用红纸包起的“红包”是很晚近的事。晚清铜板，民国银元，中间都是没有孔的，后来流行纸币，更是没法用线穿了，那就需要用纸包起来了，于是红线变成了红纸，红包就诞生了。

　　记者：现在有种直观的感受，好像广东、香港那一带最讲究发红包。比如为什么是微信先发明了红包，而不是支付宝?有种说法认为，因为腾讯是家深圳公司，老板正是广东人，当地更有红包文化。所以，发红包是南北通行的习俗，还是的确有地域差异?

　　田兆元：首先，红包是华人特有的习俗和文化符号。它表现出儒家文化的财富分享精神。红包不是工钱，而是一种额外的奖赏，在特殊的时间点用来表达一种特别的人际情感。从这一点看，发红包是华人共同的习俗。

　　不过在大陆，有一段时间，包括红包年俗在内的传统文化曾一度被淡化甚至禁止，像“文革”有段时间连年都不过了。但是广东、香港有很多海外华侨的关系，侨民依然把这一传统很好地保存了下来，反而对大陆产生了一种“文化反哺”的作用。

　　抢红包抢的不是钱，是吉祥、好运与快乐

　　记者：事实上，微信中“红包”具有的功能，在“转账”这一项中也都能实现。并且发红包单个金额还不能超过200元，而转账则单日最高金额为5万。但为什么大家就是更爱用“红包”，而不是用“转账”呢?

　　田兆元：转账是一种直接而单纯的交易行为。而发红包不仅仅只关乎钱，多了一层人际关系的情感流动，多了祝福和吉祥的意味，接收者会心情很愉悦，比拿一点钱丰富得多。

　　与此类似，大家热衷摇红包、抢红包，很多时候其实只能摇到几元几角，实际的经济收益非常有限，但就是爱摇、爱抢，不亦乐乎。微信里抢到20块红包，可能比单位发了100块什么福利还高兴。还有些时候，一晚上可能抢了几十块的红包，但发却发出了几百块，仍然感觉很欢乐。

　　这都说明，事实上，大家更在意的是红包带来的吉祥、好运，满足的是人们对吉祥的期盼、好运的期许，是一种精神鼓励。

　　记者：您认为现代社会的电子红包主要具有什么功能?

　　田兆元：首先，红包的抢和发能增强人际关系的友好、社会关系的和谐。你看，不只是亲属之间，还有领导下属、朋友间，都会发红包。营建出一种欢乐气氛，普天同庆，天下同乐。 并且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人际关系还会带来财富增长。所谓“家和万事兴”、“和气生财”。

　　值得注意的是，大家不仅爱抢红包，还非常喜欢发红包。发红包的心理很复杂。最基本的当然是吉祥、友爱。我认为发红包还是个人自主性的一种张扬，某种权利意识的释放。在娱乐的游戏中，彰显了个体的主人意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组织管理的操演游戏，可以满足个人在群体中被尊重的心理需求。在抢红包的过程中，很少只抢不发的人，哪怕再吝啬的人，也会尝试着发一些红包。这就把人际交往的互惠互利的精神发挥出来了。

　　我们注意到，在很多企业和单位，老板和领导也参与了发红包，这就成了“管理红包”了。而今年开始的共产党员领红包，则是“政务红包”。显然，社会管理层看出了红包的民俗意蕴，加入这一阵营。

　　其次，红包正在开拓民俗经济的蓝海。何谓“民俗经济学”?民俗活动在漫长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消费模式，是不自觉的、恒定不变的，甚至是种强制性消费。因此，民俗经济是认同性经济，是种特定的文化生产与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