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谢昌昌看来，12月14日是个“分水岭”。“我当天发现他被殴打后，立即把他换到‘老弱病残’的8监室。他最后的死亡是他在8监室挨打造成的。而那两天分别是分管监控巡视的副所长和教导员当班。”

　　谢昌昌说，看守所实行的“带班领导责任制”性质，决定了谁当班谁负责。现在却是当班之人无人被治罪。

　　在知情者提供的相关证据中，北青报记者看到，录像显示，莫有文在14日调入新监室的当晚便开始受虐，先后经历何建云逼他洗冷水澡、被多人多次击打头部、肩部、腰部、揪耳朵、扇耳光，不让睡觉等，这个过程断断续续持续到16日下午四点。

　　这是莫有文转入8监室后，生命进入“倒计时”最后3天的真实记录。而这不过是对之前一个月4监室虐待的“接力”。

　　一审法院判决书称：“在共同关押后期，4号监室的在押人员发展成不自觉的殴打、虐待莫有文，甚至把殴打、虐待莫有文作为一种乐趣。”

　　压倒莫有文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张爱明抄起做工用的裹有铁丝的塑料花梗，猛然击打莫有文的头部，莫有文随即倒地。在莫有文倒地后两个小时，监管者才发现并施救。

　　完不成定额成为“拖油瓶”

　　北青报记者在调查中，一直有个谜团。前后监室的人“接力”迫害莫有文，难道纯为取乐，没有任何利害关系?

　　在控方起诉书中，北青报记者发现了“端倪”：“由于莫有文在生产劳动中做事缓慢、背不出监规等原因。”

　　阳朔县公安局公请(2014)38号文件，及相关证据显示，政府拨付阳朔看守所的月人均伙食费，仅有150元，远未达标。清汤寡水的伙食让在押犯渴望吃上“加菜”。而据看守所的“潜规则”，吃上这道百元“加菜”的前提，必须是完成监室劳动额度后的犒赏。

　　事发前半年，公安部下发《关于纠正看守所违规组织在押人员劳动等问题的通知》，提出“坚决纠正追求经济效益、下达劳动指标或任务、劳动时间长强度大等问题”，以“自愿”劳动为原则，“每天劳动时间不得超过3小时，每周不得超过15小时。”

　　而在阳朔看守所，不但夜里还要“赶工劳动”，甚至在与“任务指标”挂钩的同时，还采取“连坐制”，这无疑让手慢体弱的莫有文，被视为整个监室的“拖油瓶”。如此，他成为众矢之的也就在所难免了。

　　双人双岗演变为单人双岗

　　相关记录显示，阳朔看守所在押人数在200人上下，属中型看守所。按公安部中型看守所不低于15%的警力配备，其警力配备至少为26人。而据调查，事发时只有正式民警16人、职工2人、协警7人。

　　2007年起，暨旭作为协警，走入阳朔看守所，“负责巡视监控工作”。“既要我每隔15到20分钟去监室巡视一次，又要我在监控室里盯住监号视频，我不能分身怎么兼顾?更何况协警也不具备独立值班资格。”暨旭认为自己很冤。

　　根据公安部相关规定，巡视监控必须“双人双岗”。《看守所执法细则》：“(三)巡视、监控……每个巡视监控区域至少由2名民警交替从事巡视和监控工作。”

　　《看守所岗位要求》：“巡视监控岗位的协警可以独立从事监控工作，发现问题向民警报告，由民警处置，从事巡视工作需在民警带领下进行。”

　　“公安部规定‘双人双岗’，越狱的延寿看守所也只是‘单人单岗’，而阳朔看守所，由于‘至少两名民警’长期缺勤，我自己成了‘单人双岗’。出了事让我担责，我想不通”。

　　暨旭的辩护律师也认为，“在巡视监控岗位一人双岗的情况下，如果身在监控岗位，则巡视是缺失无法进行的，如果人在巡视岗位，则监控也必然失控。”

　　而其辩护意见认为：“人民检察院派驻检察室工作人员长期怠惰，架空其法定职责，亦是本案事件得以酝酿之因。”

　　北青报记者调查得知，阳朔县检察院驻所检察室，曾两度被最高检授予“一级规范化检察室”称号。其经验之一，就是“通过先进化设备投入，与看守所 实现了‘微机联网、动态监督’、监管信息共享;其驻所检察官，每周至少深入看守所被监管人劳动、学习、生活‘三大现场’巡察1次;而其重点检察的范围，就 是‘牢头狱霸’及剩余刑期一年以上的罪犯，留所服刑等问题……”

　　调查显示，“90万封口费”事件后，两名驻所检察员中的一人，现已升职做了反渎局副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