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单纯从法律、法理上说，完全没有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没有性防卫意识和性防卫能力，因此无所谓强迫或者自愿，凡是与精神病人发生性关系的，就 应认定为强奸。但是，就此案的情节而言，法院一审以强奸罪判处刘华姬有期徒刑三年，却显得有点草率和不合情理。说其“草率”，正如律师所言，本案需鉴定该 女子是否患有精神疾病，虽然检察院调取了相关鉴定机构资质、资格方面的证据，但是这些证据没有经庭审举证、质证程序，违反法律规定。更重要的是，要了解刘 华姬最初与该女子发生性关系时，她是否有一定的行为能力。毕竟，他们已经养育了4个孩子。

　　而在情理上，刘华姬与这个女子13年的共同生活，基本可以排除强奸罪以奸淫为目的恶性，而形成了收留流浪者的事实。尽管这些行为也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但都显得情有可原，没有造成较大的社会危害，相反更接近于底层社会的自救和共济。

　　诚然，法律不能因此网开一面。相关法律的预防功能，是要震慑那些觊觎精神病女子的潜在违法者。那么，即使刘华姬的行为符合强奸罪的客观要件，但在量 刑上应该充分体现从轻的裁量空间。因为，这起“强奸案”虽然具备定罪条件，但在情节上却没有实际危害性，且几乎没有被仿效的可能。因此，法律对此的宽松， 不会成为一个漏洞。

　　更值得注意的是，一起“强奸案”能公开持续13年，当地有关部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以被判强奸罪的公开同居，还生育了4个孩子，13年来无人问津，何尝不是一种放纵和默认?对于当事人，必定过着浑浑噩噩的日子，而当地有关部门也是“昏睡”了13年后，才刚刚“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