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法合作的最佳效果是“双赢”

　　记者：我国警方也配合外国警方在中国境内抓捕这些国家的犯罪嫌疑人吗?

　　朱明：我们中国人常说“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国际执法合作不是一种单边的需求，而是双边的需求。在国际执法合作中，只有“双赢”的局面，才能使合作持续下去。

　　我们和一些同样对中国有追逃需求的国家，搞了一些双边的追逃行动。比如说，2013年，我们和马来西亚开展了双边的追逃行动;2014年，和越南开展双边追逃行动，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2013年至今，我们和韩国执法部门开展互惠形式的联合追逃行动。目前已相互移交和遣返了84名犯罪嫌疑人，其中就包括名噪一时的青岛聂磊涉黑团伙的头目李传波、丁健。

　　我们也向韩国警方移交了他们通缉的一个头号逃犯姜泰镕，这个人在韩国诈骗了3万多人，涉案金额达到1.5万亿韩元。我们现在和韩国的追逃合作已经形成了良性互动，效果非常好，我们希望把这种合作追逃的模式复制到其他有需求的国家。

　　我所亲历的外逃犯罪嫌疑人的内心世界

　　记者：您参加过追逃境外犯罪嫌疑人的行动，据您观察，这些外逃到境外的犯罪嫌疑人，他们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无论是生活状态还是心理状态。

　　朱明：一般来说，逃往境外的犯罪嫌疑人，和他们在国内的状态是相似的，甚至还不如国内。因为很多犯罪嫌疑人出逃比较仓促，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同、生活环境不同，没人愿意与他们交流，很多人是承受着相当大的压力。一些经济犯罪嫌疑人逃出去后，东躲西藏不说，还怕自己的身份暴露。

　　记者：他不是很有钱吗?怕什么呢?

　　朱明：他不敢露富。因为如果他显示出很有钱，除了警方和执法机关会根据两国之间的协议对他进行追捕之外，当地的黑社会也会去找他。

　　你不是有钱吗?那好，我搞你的钱，你还不敢告官，告我的话你就暴露了，还得给你捉回去。所以，犯罪嫌疑人不仅要躲当地的执法机关和中国警方的追捕，还要躲当地黑社会对他财产的觊觎。

　　普通非法移民没有人去“关照”，如果你是个贪官，是一个重大经济犯罪嫌疑人的话，被人知道了，就自然有人来“关照”你了。除此之外，一些不良律师也会主动贴上来说，“我能帮你打官司”，但实际上是要挣你的钱。一旦没钱之后，所有人就都消失了。

　　记者：在您参与过的抓捕行动中，有没有令您印象特别深刻的案例?

　　朱明：印象深刻的是，很多犯罪嫌疑人被缉捕，有的是心理压力大，还有人生活穷困潦倒。所以他就投案自首了。

　　记者：境外的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去哪儿投案自首?

　　朱明：投案的方式很多，可以给中国警方、使馆写信。如果被羁押，直接给监狱写信表达自首的意愿也行，监狱会把信件转交给中国使馆。所以说，投案的方式是很多的。只要愿意回国投案，我执法部门都持欢迎态度。

　　记者：以前媒体报道过，一些在海外辗转躲避、亡命天涯的犯罪嫌疑人，最终见到中国警察的时候，不由自主地说：“哎呀!终于等到你们了，我这颗心总算是放下了!”真的出现过这种情况吗?

　　朱明：这确实是真实的。因为犯罪嫌疑人一直处在东躲西藏的环境下，可想而知，他的生活是多么紧张：出门的时候都要回头看看有没有人跟踪，平时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

　　如果去赌场一掷千金，立马就有人追他。另外，越是知名人物，就藏得越深。因为他的“红色通缉令”每个国家都有，一旦犯案的话，这个地方的所有人都会查到他，照片在网上也都能查到。

　　所以，这些人的心理压力非常大。一旦中国警方抓到他了，他所有的压力反而都消失了，甚至他的人身安全更加有保障了。因此，这个心态是一种非常正常的心态，是一种压力的释放。很多逃犯见到我们后反而表现出轻松的神情。

　　记者：请您通过中国长安网，对目前在逃的境外中国籍犯罪嫌疑人讲几句话。

　　朱明：我也正告外逃分子，尽快回国自首是你们唯一的最好出路，不能一错再错。中国执法部门对逃犯态度是非常坚决的，不管在天涯海角，不管持续多久，我们追捕的决心是坚定的，是长期的，追捕的措施只会加强不会减弱，我们会持续推进执法合作，形成追逃的天罗地网。

　　记者：您作为一名长期从事国际执法合作的“老公安”，对这份事业有什么样的信念和追求?

　　朱明：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国际地位的提高，国际执法合作越来越重要。随着国家开放程度的提高，中国已经和国际社会分不开了，公安工作已经离不开国际执法合作的渠道和平台。

　　现在，做好国内公安工作的必要条件，就是必须与各国警方开展有效合作。我们要把公安工作的边界和阵线前移、推出去，使国际执法合作为公安工作、为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建设做好服务、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