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中国对资源价格判断的失误。2000年之后油价走高，很大部分的原因是中国需求旺盛拉动的，企业对此认识不足，以为石油需求会持续高速增长，进而石油价格也将持续增长。许多企业认为，石油是稀缺性资源，于是开始选择走出去战略，希望能获得更多能源。

　　但这其实是两个问题。陈卫东指出，“保障石油供给安全是石油央企走出去的主要目标，而投资回报则是从属性的目标。而实际情况是，美国的非常规油气革命从供给端大大改变了世界石油的供给格局。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减缓又从需求端减缓了石油增长的需求。

　　还有新能源汽车替代可能的出现和低碳发展观念被广泛接受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推动了次轮石油价格持续下跌，完全背离了当初投资决策时的预判。判断失误，投资损失也就在所难免了。”

　　陈卫东表示，其次，在保障供给方面，偏重于获得海外资源的投资，以为拥有资源拥有开采权比贸易获得资源更可靠更安全。经过近十年高强度的海外石油资源投资，中国已经成为了最大的海外石油资源投资国，三大石油央企先后进入了国际石油大公司的前列，中石油中石化更进入了前五大石油公司的行列。

　　中国今天已经是最大的石油进口国，进口依存度已经超过60%，三大石油央企海外份额油只有很少一部分被运回国内，90%的石油产量在国际市场上卖掉了。石油供给保障绝大部分是靠国际贸易保障的，而非海外拥有的资源和产量来保障的。巨大的海外投资必然也增加了石油央企的海外风险。

　　近年来北非南美等中国资源投资密集地区频发的地缘政治风险暴露了中国海外资源投资发展战略的不足。加拿大石油投资的风险并不是地缘政治和法律商务方面的风险，而更多的是经济风险。石油价格下跌，资源价值也随之下跌，公司价值的风险敞口也随之增加。

　　第三，举国体制有利有弊，效果优劣与国家经济发展阶段、公司宗旨和公司目标密切相关。中国石油工业能够有今天的规模和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与举国体制有必然的因果逻辑关系，当然也与今天它们巨大的海外资产风险敞口相关。当时以举国之力走出去的时候，优势明显，能很快见到走出的成效，但这个模式的劣势是一旦决策失误，造成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目前看来，这种亏损短期内是无法扭转的。陈卫东表示，“出现投资亏损的情况是正常的事情，特别是在石油行业。但在低油价下，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已经面临高风险的敞口，因为能拯救它们于水火的高油价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会出现。”

　　赵宏图同样认为未来的油价不存在快速反弹的可能。从过去150年的石油价格发展来看，名义平均价格在20-50美元/桶之间，高油价的现象出现并不多，只有在2008年的一段时间内达到最高的140美元/桶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