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囹圄

　　回看警方当时所做的笔录，最初对钱仁凤的讯问并不见什么波折，只是诸如当日情形之类的常规问题。

　　拐点出现在2月25日，下午3点多，又是几个关于身份、背景的例行问答之后，讯问人员突然宣布对钱仁凤采取“监视居住”，他们进而解释，根据对现场提取痕迹的检测，已认为她涉嫌投毒。

　　笔录中，警方开始了连串追问，钱仁凤多以“我没做什么”回答。

　　“你还年轻，我们都把你当小娃娃看待，你如果认识到错误，如实讲清自己的问题，是可以得到从宽处理的。”

　　警方这样一番表述之后，钱仁凤陷入了持久的沉默。之后的问题，在笔录中不见明确表述，只是以“做思想工作”代替，而钱仁凤则回应道：“我交代。”

　　当这场持续到次日凌晨的讯问结束之后，钱仁凤已经“承认”了。她承认“因与园长朱梅关系不睦，在幼儿园做出了投毒的行为”。

　　“叔叔，我说实话给你们听。”在此后的笔录中，钱仁凤也曾做过“翻供”的尝试，只是几番问答之后，她没再继续坚持。

　　类似的喊冤声，陈丽并不感到陌生，在收押看守所期间，她曾与钱仁凤同处一室。

　　她至今记得那个黑黑瘦瘦、一脸惶恐的女孩，监室里的女人们有的涉嫌拐卖，有的杀了自己丈夫，但身背幼儿园投毒这样罪名的人，却只有钱仁凤一个。就此因由，有些人说出来的话不太好听，女孩也不敢还嘴，但她那愤怒的神情，陈丽却看得真真切切。

　　陈丽很照顾钱仁凤，两人的话逐渐多了起来。“她一直说，自己没做过那事。”

　　陈丽也给钱仁凤出过主意，说如果有领导来看守所检查时，她就趁机大声喊冤。结果当这样的机会真的出现的时候，钱仁凤却什么都没做。事后，陈丽埋怨她为何不照着自己说的去做时，钱仁凤只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

　　钱仁凤的否认，在当年没能改变这起案件的判决，最终她以投放危险物质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钱仁凤转入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后的8年里，因探视手续的问题，没有任何亲友能够与她见面。即使寄到老家的信件，间隔也不一定，短则两个月、长则半年。事后堂妹钱仁佐才知道，姐姐得不到家里的汇款，写信用的纸笔多是靠狱友接济。

　　往南团村寄信的人越来越少，时常不见邮差的身影。有去镇上办事的乡邻也会特意跑趟邮局，看看是否有钱仁凤的信寄到，并一同取回村里。

　　读信的过程就像个仪式，识字的那人站在当中，包括父亲钱智远在内的一众亲友围在四周。每封信的篇幅不长，多不过一页信纸，而内容也大体相近。钱仁凤总是先问候一遍家中长辈，之后再为狱中的自己报个平安，但最终，她总会落上那句“你们一定要相信我是无辜的。”

　　4

　　翻案

　　转机出现在2010年，那时钱仁凤已经在监狱里被关了8年了。那年4月，律师杨柱去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进行“法律援助”。这样的活动他已参加了不止一次，一些对判决有异议的犯人被安排与律师交谈。“与其说是援助，不如说是种安抚。”

　　那一天，杨柱的桌前站着十多名犯人，钱仁凤排在倒数第三个。轮到她时没说几句，就已弯着身子，要双膝着地。杨柱不喜欢这样的情景，赶忙劝着：“别这样，咱们有事说事。”

　　上一次来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时，也有一位女囚向他“喊冤”。听过一番陈述，杨柱只能耐心向她解释其中的法律依据。“有些人所谓的冤屈，实际上来自于对法律理解的偏差。”

　　听着钱仁凤说起巧家县城的那桩旧案，杨柱仍抱着怀疑的态度，他不时抛出一些试探性的问题。

　　“投毒那天，你是准备往哪里逃跑的?”回应给杨柱的，是一脸的茫然。

　　两人那天谈了很久，同行律师最后都等在一旁。两个小时之后，杨柱选择了相信她。

　　杨柱成为钱仁凤的辩护人，他翻看当年的卷宗，疑点逐一浮现：为什么幼儿园内十多个孩子一起进餐，却只有三个人出现了症状?为何作为主要直接证据的鼠药瓶和注射针筒，都未在当时的调查中体现过提取指纹?

　　随着检方介入复查，越来越多的证据瑕疵浮出水面，多份涉及认罪过程的笔录，“钱仁凤”的签字实际与当时的办案民警蒋某、杨某、李某字迹相同。

　　同时，最初接诊三名儿童的医生表示，并不认为当时的情况属毒鼠强中毒。参与当时鉴定的法医在接受检方询问时也承认：“当时的鉴定以现在的技术层面看是值得推敲的。”

　　5

　　前路

　　13年过去，从南团村到巧家县城的道路已经通车，不必再辛苦地徒步跋涉。而人们的心思，也悄然发生着变化。

　　堂妹钱仁佐不到20岁就早早结婚，如今女儿已经十多岁了，但她却绝不会再让女儿重走自己年幼务工的老路，“尽自己最大努力吧，争取把她供到大学。”

　　她也没向女儿避讳一位尚在服刑的姨妈的存在，甚至常一同前去探视。钱仁佐的本意，是希望堂姐看到后辈的出现，能多些欣慰。但同时，她发现钱仁凤变了。

　　“姐姐变了很多，说话更有条理、更有思想了。”一次探视结束，钱仁凤将一本书送给了钱仁佐的女儿，是刘墉写得《靠自己去成功》。

　　自家老宅里，已只剩下父亲钱智远一人。今年4月，钱仁凤的母亲病危，临终前几日，只想再见小女儿一面。

　　母亲去世一个月后，云南省高院对钱仁凤案做了再审决定，钱仁凤案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依法应当予以排除。

　　北京青年报记者尝试联系多位参与当年办案的民警，均被拒绝了采访请求。而他们中的多人，目前已身居巧家县警界高层。

　　小磊的父亲侯建禄也早已听说当年的投毒案又起了波澜。在他看来，钱仁凤那份无期徒刑的判决至少可算作对女儿的一个交代。如今这起案件被证实为冤案，侯建禄一时间百味杂陈。

　　在女儿小磊离去的最初五六年间，侯建禄的肉铺总不见营业。他每天在浑浑噩噩中度过，吃不下饭，一个大男人体重降到了80多斤。

　　他也听取别人的建议，以新生命的出现来缓解痛苦，他先后又有了两个儿子，但丧女的悲痛却始终无法平复。

　　侯建禄没有遵从“长辈不祭拜小辈”的世俗，每年他都会去小磊的坟前，一遍遍地默念着：“你要好好保佑两个弟弟，健康成长。”

　　早在今年9月29日，云南省高院便开庭重审巧家投毒案。检方当庭提出，因多项证据存在疑点、前后矛盾，“改判无罪”的建议。

　　那时判决尚未下来，南团村的乡邻们已筹划迎接钱仁凤回家，有人建议，该宰上头牲畜、好好摆几桌宴席，但律师杨柱却从旁劝阻着：“她这能熬过这件事，就别再有新的生命作为代价了，这才是对她最好的祝福。”返回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