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公安厅治安管理局政委邹文强告诉记者，实施《条例》就是要使见义勇为意识深入人心，形成促进见义勇为、弘扬社会正气的良好社会氛围。据了解，广东1993年成立基金会，此后19年见义勇为经费每年大约3000万元，认定因见义勇为牺牲的总人数是336人。新条例出台后，经费数量大幅增加。

　　能否保护见义勇为者

　　尚需救助基金辅助，既保证救助者权益，又能弥补因过错救助造成的损害

　　广东“好人法”积极运行的同时，其他地方对“好人”的保护立法也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去年，《深圳经济特区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被列为调研项目，目的也是为“好人”撑腰。广东和深圳的立法重在保护、保障见义勇为和助人义举，通过维护传统美德，促进社会文明、互信、和谐。出台之后，得到社会普遍认同。

　　而正在酝酿中的上海《急救医疗服务条例》草案重要内容之一则是明文规定了那些取得合格证书，以及具备急救技能市民的救助行为，受到法律保护，若造成损害，不承担责任。上海的做法提示公众，急救是有“技术含量”的，做好人也需要有方法。当地媒体解读，上海草案是替好人立法。

　　对此，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巍并不认同。他认为，说上海草案是为好人立法的解读有些偏差。与深圳等地助人为乐相关立法精神有点不同，后者更多的是鼓励全社会“好人”，鼓励善举，用立法为见义勇为者保驾护航。他分析，上海草案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普及和鼓励学习救助知识，二是有了基本技能后的救助行为，才受到法律保护。所以，上海草案更多的是为保护“专业人士救助行为”的立法，是鼓励更多人参与到紧急救助队伍的立法。

　　“广东的《条例》重在营造公众向善助人，保障好人权益，在重塑社会价值观上必然起到重要作用。上海侧重救助的技术问题，也是将救助行为精细化落地的方法。”

　　朱巍也提出，上海草案与相关法律的衔接还存在一定问题。以《侵权责任法》为例，医疗侵权责任中，免责的前提是行为没有过错和没有重大过失，而上海草案，则以行为人身份是否持证或是否有救助资质为免责要件，这个条例法律位阶在《侵权责任法》之下，在实施过程中可能还会存在不协调的问题。“草案将救助行为免责要件变为主体资格，这与侵权责任法并不相符。另外是特定化了免责主体，这反倒可能让很多没有资质，却可能出现在第一现场的热心人望而却步，不敢去施以援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