赔偿诉求未获法院支持

　　9月23日，南平市中院的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在刑事和附带民事部分，全部维持了一审原判。这意味着，除了被告人五年的刑期没有改变外，受害人民事部分提起的30万元迁居费及50万元后续康复费，总计80万元赔偿诉求，因为没有证据支持，没有判得一分钱。

　　“分文没有的民事赔偿，让我的家人很难接受，虽然我知道刑事部分已经是‘顶格’判决。”徐云弟称。

　　北青报记者走访发现，徐云弟一家，至今仍然住在三四十年前的老房子，门口还是土坯搭成。而村内很多人都盖起了楼房。进入他的婚房，里面的陈设更为简单，唯一的家具简易衣柜还是表哥用剩的，“结婚时只添了床和电视。”徐云弟说。

　　因为家贫，徐云弟和哥哥多年来迟迟没能娶亲，后经人介绍与媳妇成家时，已是35岁“高龄”。平日里，他靠种田和经营茶园营生，插空种些山笋和板栗树。“一年的收入也就几万元，今年赶上板栗歉收，只能赚个两三千元，而往年能有一万多元的收入。”

　　屋漏偏逢连阴雨。妻子产后第四天，60多岁的老父亲上山施肥，一脚踏空摔落，背上的农药压塌了老人的脊椎，叠套的脊柱最终只能靠钢板和钢钉固定。两万多的手术费，花掉了全家一年的收入。

　　徐云弟向北青报记者坦承，事发后，他的姨父曾和徐浩家人谈过赔偿问题，因为数额问题没有谈拢。

　　“徐浩家最终只肯出到6万元，并且要求我们不能报警。这和我们的想法有很大差距，我认为起码得要10万元。”徐云弟的姨父告诉北青报记者。

　　“我是不会要这笔赔偿金的，即使对方给了，我也会坚持报警。否则我将来无法面对我女儿、无法给她交代。”徐云弟说他对自己的选择，至今不后悔。

　　得知丫丫的案情后，全国律协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委员、湖北领汇律师事务所万珏透露：全国律协未保委下设有“新起点——小额爱心资助项目”，会对家庭贫困、权利受到侵害却无法得到实际赔偿的未成年人，给予小额经济资助。

　　“虽然这笔钱的上限只有2000元，但它多少是对受害人及家人的一种慰藉。”余华坤律师说，他们正向有关方面申请，为丫丫家人争取这笔救济金。

　　1比7“隐案率”的背后

　　徐云弟说，当下他有两块“心病”如鲠在喉：一是尽快搬家，将全家迁到一个没人认识的地方，“越远越好”。二是要赶紧给丫丫改名。

　　“我准备明年出去打工，慢慢攒下钱，带全家人离开这个地方。”徐云弟坚持迁居，绝非杞人忧天。北青报记者在村内采访的几天内，发现只要徐云弟一出现，三五成群或聊天或做工的人，会静默停工，待他走过后，便指点议论。

　　“我无法想象丫丫懂事后，在这样的环境中，怎样生存。”徐云弟说。

　　明年春节，徐云弟的第二个孩子即将临世，而到那时，他除了要面对自己一家四口的生计，还要担负二老的赡养。

　　如此庞大的迁居计划，很难想象徐云弟需挣够多少钱才能完成。

　　北京众泽妇女法律咨询服务中心副主任吕孝权告诉北青报记者，来自中国公安大学对全国5800多名中小学生的一项调查显示，未成年人性侵案件的“隐案率”已高达1比7。也就是说，1件“报官”的性侵案件背后，至少隐藏着7起未披露的性侵案件。

　　“这些被公开的部分，只是冰山一角。而这背后所暴露的，是对公权力维权的没有信心。”吕孝权认为。

　　“很多性侵受害人在选择‘公开’后，遭到了来自各方的‘二次伤害’，加之现行法律对刑事被害人，没有精神损害赔偿，所以，借助公权救济，往往最后一分钱得不到。有些人便干脆以‘私了’换‘实惠’。那么多的性侵案件，因钱财的‘消弭’而潜入水下，这才是最可怕的。”李桂梅认为。

　　我国刑事案件受害人，不能得到精神损害赔偿，或称没有精神抚慰金，已是学界呼吁多年的老话题。

　　2005年，广西律师张树国，在代理当地小学教师性侵女童案时，因为遭受性侵害的未成年人，依法既不能得到身体损害赔偿，亦不能得到精神损害赔偿，甚至提出“处女膜算物质”，为每个性侵少女提起20万元赔偿的诉求。

　　最终，该案以当地教育部门出面补偿了结。

　　2013年10月23日，公、检、法、司联发的《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虽然支持被害人的精神康复治疗费，但因必须是“已经发生”的，所以后续部分不能“预判”分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