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3日夜，各据点同时遭受共军急袭，各自孤军奋战。东圈堡（当时也称东团堡）及三甲村的守备队虽奋勇战斗，但终为玉碎。共军最后从两阵地撤退时，在墙上写下‘该阵地日军守备队打的勇敢’等字样而去。”(上卷第316页)
　　关于各方歼敌总数量方面，在拍摄《战事》过程中，我们特地找日方研究战史专家证实，所谓“共军总共毙敌851人”没有任何根据。相反，任何人仅仅只要根据日本防卫厅现有资料中零散的数字，也会清楚那则谣言是多么荒唐!
　　需要说明的是，日本防卫厅在编撰系列战史时，关于战果部分，是根据战时日军各部上报给大本营的记录整理出来的。但正如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在回忆录中所承认的那样，日军各部都在夸大己方战果，抑减中国方面战果。“大本营发表的统计数字相当可观，但其中70%是为了夸耀战果而增加的水分。”（转引自《华北治安战》译序第2页）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把国共歼敌数量进行一个简单对比。
　　先摘录《华北治安战》中日方报告的一些零散记载：
　　“第一一0师团报告，1938年8月-1939年10月间(即日方对我发起的所谓‘第三期肃正作战’期间)，师团阵亡者，为533人。” （上卷第156页）
　　“第二十七师团报告，从1939年1月至1940年11月肃正作战期间，我忠勇的官兵丧失了649人，负伤1378人，甚为遗憾。” （上卷第278）
　　“在此次作战（第二次冀中作战）中，虽未查明彼我全面的损失，但在第一军方面损失最大的是独立混成第四旅团，（根据旅团第二期晋中作战战斗详报）战死71名、负伤66名、失踪2名。另据旅团战死名簿记载，从8月20日至12月3日在旅团战死的276名。”（上卷第312页）
　　“关于此次作战（指1940年9月23日--10月12日间日方发起的所谓‘察南南境反击作战’）彼我的损失，根据统计，仅我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方面我战死133人、生死不明31人。”（上卷第315页）
　　1942年6月的冀中三号作战，“我方战死161名，其中军官9名，伤323名，其中军官14名”（下卷第161页）
　　1943年9月对中共抗日武装发起的所谓“冀东一号终期作战”，战事于11月中旬结束，日方报告说，“我方损失也较大，计战死221人，伤91人。”（下卷P214页）
　　另据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记载（第三卷第二分册第179页），仅1941年这一年，华北方面军各部与中共交战次数为17198次!日方损失是战死2352人，负伤501人。
　　可能有读者仍然认为，战死2352人，与共产党宣称的毙敌数目仍然有较大差距，且无法与国民党正面战场相比。那我们就进行一个对比。
　　第一次长沙会战与第二次长沙会战，均由国民党战将薛岳指挥，国民党方面声称每次歼敌都在4万至5万余人。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在《长沙会战》一书中有如下记载：
　　“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中，没能给予重庆军以应有打击……我方损失竟达战死1591人，战伤4412人。”（第214页）
　　“第11军发表的第2次长沙作战的战果及我方损失如下……敌遗弃尸体28612具……我方损失战死1591人，（其中军官数108人）战伤4412人（其中军官数241人），死伤战马1766匹。”（第215页）
　　对比一下，两次长沙会战，毙敌数量均远少于同一部书中所记载的1941年中共抗日武装所击毙日军数量的2352人!
　　再作一个对比：1943年5月至8月间浙赣作战，日方作战部队为中国派遣军第十三军和第十一军，对手是国民党第九战区长官薛岳指挥的第五十八军、第七十九军和第四军。日方在《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中记载日第十三军报告战果如下（上卷第170-171页。）
　　“第一阶段（5月15日至5月29日），国军遗弃尸体48151，我方战死281人。
　　第二阶段（5月30日至6月15日），国民遗弃尸体12180，我方战死484人。
　　第三阶段（6月16日至8月14日），国军遗弃尸体6048，我方战死442人。
　　第四阶段（8月15日至9月30日），国军遗弃尸体1351，日方战死77人。”
　　“总计国军遗弃尸体共64430具，日方战死人数1284人，其中军官76人。”
　　所记载第十一军报告战果如下（上卷第188页）：
　　“国军共遗弃尸体15758具，我方战死336人，其中军官22人。”
　　日方结论说（上卷第189页）：“第九战区长官薛岳在赣江以东使用了三个军，但是，他将这三个军逐个投入，最后，被我军各个歼灭。同时，当他发现战场是在赣江以东之后，他仍然坚持在赣江西岸保存兵力，以致使兵力未能在战场上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