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云南省昆明市滇池路靠近西贡码头200米的地方，一栋不起眼的小楼藏于某庭院之中，这是云南恒冠泰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总部，负责人是褚时健唯一的儿子，52岁的褚一斌。目前，褚一斌正大力开发马龙县的5千亩苹果基地及龙陵县的上万亩橙子基地，他正尝试从老父亲手中接过衣钵。未来的褚氏品牌下，或将是集多种水果于一身的王国。

　　褚时健

　　原红塔集团董事长，昔日赫赫有名的“亚洲烟王”，在最辉煌的时刻，从“烟王”的神坛上跌落。73岁，身患多重疾病保外就医的他，与妻子承包荒山开始种橙，十年后，一种名为“褚橙”的水果风靡全国。

　　褚一斌

　　褚时健之子，20岁出头因父亲对其人生进行设定，而出走逃避家庭，后经自己不断努力打拼，逐渐站稳脚跟，2013年被父亲召唤回家，现承父业开发上万亩果园，52岁的他，不希望仍旧只是“褚时健的儿子”

　　模式——将沿袭褚时健的“基地加农户”

　　云南新近成立了一家公司——云南恒冠泰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操持者是褚时健的儿子褚一斌。

　　不久前，步履蹒跚的褚时健曾来到马龙县，考察了当地的气候、土壤、降雨、光照等自然条件。为与“褚橙”达成合作，云南省曲靖市政府副市长朱兴友率领一众干部，到褚橙庄园与云南恒冠泰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苹果基地框架协议。站在这片基地坡顶，可见马龙县城高楼林立。目前这里仍是一片荒地，但将来，上百农户将在这里工作生活。褚一斌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公司将沿袭褚橙庄园基地加农户的开发模式，如果马龙县物色不到足够合适的农户，他会在全省范围内寻找。

　　褚一斌正学会理解化肥、土地和气候，“主要是和有经验的人接触交流。”他说，新平县褚橙庄园成熟的管理、技术人员，正对新基地的各项业务进行交叉指导。

　　褚一斌现在的宏观思索，是为什么国外的高端水果，一旦进入中国进行规模化种植后，却难以占领顶端市场。而在细节上，他要考虑的，是如何将每亩田、每亩地耕好，对基地的每一个农户做到了如指掌，“理解农户，才能管好农户，才能让他把事情做好。”

　　褚一斌正处于父亲的考察期，“一家人开会时，我也说到，只要家里有能人，能够比我做得好，由他来挑大梁，我没意见。”他说，他有信心比别人做得更好。

　　出走——父亲给儿子的人生设计：从工人到副厂级

　　在父亲掌舵的玉溪烟厂，褚一斌曾当过一年多的电器修理工。1987年，褚一斌离开云南时，烟厂正加速步入快车道。当时烟厂电器修理工人少，而且是两班倒，上班时间长达11个小时，“工作辛苦重复，我有些厌倦。”

　　然而褚时健已经为儿子的人生进行了设计，“我才20岁出头，父亲就把我的人生规划到了55岁，从一名普通工人，到小组长、车间副主任、车间主任，然后到副厂级。”褚一斌说，这样的设定让其头冒冷汗，致其生逃避之心。

　　他去的第一站是日本，名为自费留学，但其实是打工，“每天刷盘子洗碗，到学校后太疲倦马上就睡着了。”他的心理得到释放，但生活压力很大。

　　1989年前后，褚时健带助手到日本某烟草公司考察。褚一斌和另外两名中国留学生租住在东京城郊，住房面积12平方米，整栋楼才一个公共厕所，洗个澡，要走两公里去公共浴池，因自己做饭，草席上落了一层油。

　　褚时健进门后，袜子就黏在草席上。褚一斌弄了一个枕头，让褚时健坐了一会，父子俩聊了一会天。这样的场景实在尴尬，实在坐不下去，他们就到附近的小河边散了一会步。褚一斌还记得，当时老父亲很深沉地讲了一句话：“他说，日本经济那么强，没想到生活环境那么差。”

　　立足——“老父亲反对我用虚拟的方式获得利益”

　　褚一斌后来在广东香港一带打拼，逐步站稳脚跟。褚一斌说，他远走他乡，只是为了证明以自己的能力可以谋生。

　　海外生活经历，让褚一斌的观念发生改变。有一年年底，褚一斌看报纸，看到全日本最富的10人排行榜，报道解释了这10个人做什么工作，他们有多少收入、交了多少税、养了多少工人、做了多少慈善。“这时候我才认真去思考，原来有钱能承载很多社会责任和义务，才明白有钱不是可耻的，有钱甚至是光荣的。”

　　后来褚一斌专心做股票，主攻美国市场。褚一斌还成立了自己的投资公司，“说不上非常成功，只能说日子过得不差。”褚时健作为实业家，反对儿子以一种虚拟的方式获得利益。“我做的很多事情他要么不知道，要么反对。”褚一斌说，对长辈要尊重，但要有自己的选择，并在此条件下保持独立，道德标准自己衡量。

　　褚一斌浓眉大眼，爱抽烟，谈话偶尔沉吟，遗传了褚时健的神态。与褚时健一样，褚一斌穿着随性，“一个人如果对自己有充分自信，就不需要用包装来标榜自己。”在新加坡出入一些顶级投资银行，他也是穿着大裤衩和拖鞋就进去。

　　召唤——“老父亲叫我回来，我立即卖掉房产，推掉事业”

　　2013年的一天，褚时健第一次向褚一斌清晰地表达了希望儿子回云南的意思。褚一斌的理解是，早期阶段，父亲的果园谈规模化，环境上还不成熟，后来果园在父亲的指挥下，还能稳定地发展。“但父亲这么大年龄，事业如果再拓展，已不是他的精力所能承载。”事实上，褚一斌一直在等待着父亲的召唤。他给自己设定了两个回云南的标准：“如果老父亲明确对我说，你要回来了，那我就回来；或者是有一天，老父亲生活上需要我回来照顾了，那我也回来。”褚一斌立刻将深圳、新加坡等地的房产处置，只留住所。他把投资公司的事业全部推掉，一些朋友见其半路退出，即诧异，又生气。他只能赔礼道歉，称这是老父亲的召唤，身不由己。

　　褚一斌眼里的父亲，是“稀有的、承受力很巨大的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没有娱乐，工作才是他的享受”。褚一斌将自己的回归当作尽孝，“父亲是精神的巨人，但在时间面前，他也是个弱者。”

　　褚时健是长兄，父母早逝，从十几岁起，他就在弟妹前扮演半个父亲的角色，“生活对他的要求很苛刻，一件事干不好，会影响到整个家庭。”褚一斌说，父亲的生活起伏大，过的都是苦日子，“把父亲的性格磨砺得像钢铁。”但日积月累下来，褚一斌终于明白，坚韧品性对一个家庭来说，具备非凡的承载力。“其实老父亲非常爱他的家人，只是他爱的方式不同。钢铁的爱和棉花的爱，给人的感受自然不同。”

　　误会——“我是小褚，不是老褚”

　　最近一年多来，褚时健在一些场合，偶尔提及儿子的回归，并含蓄地表达了希望儿子继承事业之意。

　　褚橙大热后，人情交际让老人疲于应付。有一次，褚时健经历了一天的劳累后，拒绝了一家媒体的采访，让这家媒体的记者很生气。低调的褚一斌站了出来，替父亲说了几句话，意思是应该设身处地为老人家考虑，“他很诧异地问我是谁。”

　　在一些生意场，褚一斌偶尔也被误以为是“老褚”，他不得不开玩笑地解释说：“我是小褚，不是老褚。”褚一斌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当年他离开玉溪烟厂，也面临这样的问题，即他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常常附加于另外一个主体。

　　他谈到了现在有官二代、富二代之说，“社会普遍认为，这帮人是无能的，觉得他们不努力，占了很多便宜。但在我的理解当中，这个问题要看两面，他们有牺牲，他们自身的概念，都被抹杀了。”他说，一般人难以感受他们的环境，以及他们所面对的困惑，他们有很多限制，甚至被父辈埋没。他不希望52岁了，仍旧只是“褚时健的儿子”。

　　对褚一斌而言，最大的压力，是不希望一个牌子砸在自己手里，“不希望看到市场说闲话，说前一任干得那么漂亮，到我手里就完了。”基本每一周，褚一斌都要回一次玉溪，在公司重大的事项上，他都要与老父亲交流。“老父亲只负责考试，很少提要求。做得不好，他就批评批评。”他已经爱上了这片土地，隔三差五不去基地走走，总觉得哪里不适。

　　褚一斌认为，云南独特的立体气候条件，决定了特色农业必有出路，但对褚氏品牌而言，“能做好一个果子就已经很不错了，能不能做好第二个、第三个，只能等时间来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