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万物生长》现在也拍成了电影，那本书的写作过程是怎样的？

　　冯唐：写《万物生长》的时候心相对静，当时去了美国的一个医疗器械公司，他们的产品占了美国市场的百分之八十，占了十年了，没啥事儿干了。当时手机也没那么复杂，中国的网站只有新浪，没什么东西看，一个小时，你就把新闻后面的评论都看完了。所以有足够的时间。二是，那个时候心里有了足够的肿胀。大学念了八年，刚分开了，过去的很多事儿纠缠在一起，我需要总结一下，好比写给自己的一封长信。第三，也读了五、六十本小说了，有了足够的理解和积累，大致上一个小说该怎么写，我想试试了，就拿这本当练笔。细节写到什么程度，情节该怎么推动，大概就是我后来说的那个金线，朝着那个方向走。我写了一个男主角，加三个女主角，她们各自代表过去、现在和未来，在同一个时间里，三个线索交换。比现在拍出来的电影要复杂，电影改成了三角恋，姐弟恋的故事。

　　界面：写完后，对这本书的出版有什么期待吗？

　　冯唐：当时没啥野心，就想写完就算了。但我确实期待它会出版。写时没有读者，我也不知道读者想读啥。既然不知道别人想读啥，那就自己写爽了就算。写完之后，小圈子的反应比较好，几个大出版社的责编，还有搞文学评论，他们评价很好，比如李敬泽、白烨。

　　李敬泽是我文学上的恩人。恩人有两种，一种是做点事儿的，一种是什么都不做的。我问李敬泽，我在写作上需要哪些改进？他就说，一，你东西很好，横空出世，第二，你谁的话也别听，包括我的话，你就自己写就行。

　　界面：出版以后是什么情况？

　　冯唐：出版的过程很麻烦，三观的问题不正，比如我写了很多人体。出版后两个星期，我就打车去三联书店，发现书被塞在地下室进门左转靠男厕的墙上，就摆了两三本。那次一着急，把手机还丢在出租车上了。我觉得气愤，书这么好，怎么不卖呢。我已经产生了名利心。我还以为马上能上排行榜。可是不卖，完全不卖。这也能理解，谁知道你是谁啊，那个时候连腰封也没有。

　　界面：那是什么心态写的第二本书？

　　冯唐：因为第一本书要写的还没写完，假期就完了，按照古文说的，要喷的力气已经没了，行与当行，止于不可不止。所以我就写了《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描述一个困境，男生最早对女生感兴趣，书名来自崔健的《投机分子》：“试一试第一次办事儿，就像十八岁给你一个姑娘”。第二本书我就豁出去了，拉下脸做宣传。天津书展时，我就找了个发小的破车，桑塔纳两千，我拉上了李敬泽和白烨，我说，你俩去帮我站台。站台你知道吧，就是帮我说好话。我让他们坐后面，我和发小坐前面。这是在麦肯锡学的商业套路。之后一个月，我去了大概五、六个城市，做签售，见记者。每次签售开始是群访，五、六个城市，五、六个群访，大概有五、六十个媒体报道，都是我自己在推广自己。

　　有一次在上海书城，只有四个读者。每个地方来的读者都比媒体少。你想象那么大一个书城，人给你支了一个桌子，笔已经灌好水了，正活动着胳膊，想着我今天这胳膊会不会签的累，结果就来四个人。那真是悲惨的经历。

　　界面：你自己做宣传，卖点是什么？

　　冯唐：我当时也不知道自己的卖点是啥，卖点是后期形成的，不是自己天生的。你自己想一些卖点，其实不是读者想要的。直到这几年，我才觉得自己真红了，比以前红了。一是书比以前卖的多了，每年的版税能看出来；二是走在上海北京街头，有人拦着我照相了。一来二去，大致就是现在红了。

　　界面：你说你的写作是为了解决自己的困扰，所以你是困扰最多时最有写作的欲望？

　　冯唐：为什么有挖耳勺？耳朵不舒服，手指进不去，挖耳勺产生了。为什么有顶针？手指上肉容易被戳痛，才发明了顶针。一个产品解决一个问题。我的观点就是，长篇小说必须解决问题。你要提供对于困扰的一个精准、神奇的描述，以及在这个描述里，个别的人是怎么处理的，他不一定成功，有可能失败，这就好比喜剧和悲剧。假设你是一个好读者，当你读到世界上另外一个傻逼写出了和你同样的困扰，问题就解决了。比如一个读者，看到了《洛丽塔》才发现，啊，世上不只是我自己，看到了十三岁的小姑娘就走不动道，之前以为自己是个变态，现在发现，原来我还是一个人类，我没问题。从别人走过的路里，他看到了经验和教训。所以我不喜欢纯文学里全知视角的，你一本小说，你说你知道全世界，这不现实，你解决不了所有问题。从这个角度，我觉得《红楼梦》有问题，曹雪芹想说太多的事儿了。但是咱们也没跟曹雪芹聊过。可能那个时候好不容易写一本书，就想把东西都写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