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满脸通红，神情严肃，自始至终一动不动地端坐在那里。他不吃一口烤羊肉，不喝一口汽水，仿佛在经受着严峻考验。蒙古朋友们在疯狂地唱歌，哈萨克朋友们在纵情跳舞——而马志文头戴白帽，一言不发，一动不动，如一座山。”张承志在《心灵史》中如此写道。

马寅桦介绍，花城版《心灵史》第一版的两万元稿费，全部捐给西海固了，买了很多书给当地学校，建了一个小型图书馆。

1991年，宁夏一名回族知识分子“流着眼泪”看完了《心灵史》，特别震撼。当年冬天，他在北京见到了张承志，“当时他穿着海军军大衣，我们素昧平生，每个人都有很多话要说，他想说他的，我想说我的，两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

同一年，现为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院教授的周传斌，还在中央民族大学读民族学专业一年级。他出生在山东一个回族家庭，刚上大学时还不知道张承志是谁。次年，他第一次到西北，在回民聚集区一路走一路看。返程时，在兰州临夏路书店买了一本《心灵史》，坐火车回北京，一路看完了。“当时觉得，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没有一部那么吸引我的，那么与众不同。”周传斌说，《心灵史》不同于传统的寻根、伤痕文学，思想性、境界比较高。

张承志为《心灵史》在西北回民中的流传感到“幸福”，他在改定版中写到，“1989年当我弃职以后，从西海固到青铜峡；从云南到新疆，山区川地里的农民们半准不准地传说着我的故事。”

10年前，我第一次拜访《心灵史》中提到的西海固回民的放逐地——沙沟。当时提到张承志，那里的很多人满脸欢喜，“知道哩，是给我们写书的作家。”当时，在沙沟乡街上，盗版《心灵史》和香港“古惑仔”影碟并排摆着；一个回民家庭小心取出张承志2000年前后在他们家做客的照片：张承志身材高大，前额有些秃顶，神情安详，双手搭在小腹上，典型的穆斯林姿势。照片上他站在一堵土墙前，墙后是枝叶交错的细杨树，从树叶缝隙中依稀可见远处的荒山，裸露着大地创伤的红土。

《心灵史》中，张承志第一次直接描述了母族：强大的汉文明同化下，回民普遍使用汉语，“人们后来觉得他们令人奇怪：穿戴语言和汉族毫无区别，却古怪地不吃猪肉，还要守斋礼拜，有各样的禁忌与规矩。”张承志写道，中国人喜欢含糊地看待事物，时间愈长，中国对回回民族的认识就愈糊涂。严谨的一神信仰和饮食禁忌，都被玩笑和无知曲解了。

“如同一杯墨汁倒进湖里，消失得无影无踪。别人看不到，只有我们自己能感觉到。”兰州回族学者赛炳文认为，如此可以理解《心灵史》甚至以油印本、手抄本在西北回民中流传。作为中国一个拥有一千万人口的少数民族，回族一直以来在主流社会“沉默失语”，因为文化的隔膜，也因为长期的话语弱势。

而张承志的《心灵史》等系列描述回民的作品，弥补了这一空缺。当下，不管他是否愿意，张承志最显著的身份，是母族（回族）的代言人。中国的主流社会，或许知道回民的开斋节，知道每年回民去麦加朝觐，却几乎从来不知道背后的文化背景。

“我远远不具备、也不喜欢代言人的角色。我更喜欢‘共荣辱，同毁誉’这个词。”2005年，张承志曾如此回答本刊对代言人的提问。

现实是，主流社会对回民社会缺乏常识。2014年1月5日，宁夏西吉县清真北大寺举行宗教人士忌日纪念活动，在散发油香（油饼）过程中，发生意外踩踏事故，造成14人死亡。

面对这一发生在西海固的悲剧，网上很多评论认为，“穷怕了，连油饼都抢。”这让很多当地回民气愤。因为在回民观念中，忌日的油香特别贵重，众人拥挤是想“沾沾吉庆”，跟国内哄抢食盐、廉价商品完全两码事。

兰州回族学者赛炳文认为，如果不把《心灵史》当作小说看，一些读者对回民社会的看法，难免会贴上“暴力”与“穷人宗教”的标签，这或许也是张承志20年后修订《心灵史》的原因之一。

“当公众、媒体希望通过张承志的文字来认识回族，通过《心灵史》来了解回民，这个方向是错的。”赛炳文认为，《心灵史》所描写的回民，只是回民中的一个派别，张承志作为作家，只是在表达自己的内心，他不是人类学家，没义务、也难以全面解说回民社会。赛炳文认为，回民社会之所以长期失语，主流社会把张承志看作回民“代言人”，在于回民社会长期缺乏知识分子阶层和中产阶层。很多回民青年，成年后选择寻找与回归母族之路时，最直接的路径是阅读张承志的书籍。

20年来，张承志自称从未遇到真正的“驳难”者。2005年，在接受本刊专访时，他提到《多维文化批评视野中的张承志系列笔谈》是一组态度严肃的批评。其中，现为深圳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的王晓华在文章中认为，张承志有关哲合忍耶的系列文本，弥补了中国文化超越性不足这个欠缺，在  《心灵史》和《荒芜英雄路》等著作中能看到一种信仰之美；但同时，张承志在《心灵史》等著作中反复赞美信徒对领袖的追随精神，可能走向拯救的反面，因为“拯救一个人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就是使他成为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