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他在河北电视台《读书》节目中回忆，草原游牧文化的生活，和老农民穿着小黑棉袄，系一根草绳，扛着一个老锄头去地上种地，完全不是一个精神状态。在生产劳动中，大家只会体会劳累；如果你骑上一匹非常漂亮的黑马，穿上一件蓝色袍子，插上一副腰带，却体会到一种难得的美感。“你忽然觉得自己很幸福，历史对你很偏爱而不是不公正，自己一点儿也不埋怨历史，而是觉得自己很有运气。”

同样“上山下乡”，张承志却没有产生很多知识青年挥之不去的幻灭感。80年代，当他写作《黑骏马》与《北方的河》，里面的青春热血与理想主义，迥异于当时流行的伤痕文学。

“我是伟大的60年代的一个儿子，背负着它的感动与沉重，脚上心中刺满了荆棘。那个时代的败北，那个时代的意义，使我和远在地球各个角落的同志一样，要竭尽一生求索，找到一条自我批判与正义继承的道路。”

改定版《心灵史》的前言中，张承志对诸多往事做了梳理。他认为，若说（60年代）那场革命有什么罪恶——那么以血统的借口对他人实行歧视的行为，是文化革命中的最大罪恶，但“强大的国家机器曾在人民面前土崩瓦解——其意义怎么强调也不过分”。

作为“红卫兵”这一词汇的作者，张承志曾经于90年代在日本访学期间出版了日文版的《红卫兵时代》，但他拒绝在国内出中文版。改定版《心灵史》前言中，他仍沉浸在革命年代的词汇中：“第三世界”、“帝国主义”、“殖民地”。

“他迷失在红卫兵的概念中。”国内一名熟悉张承志的学者说。前期的红卫兵，跟后期的红卫兵大为不同，很多人选择了切割。张承志本来是前期的红卫兵，真正具有革命精神，别人在竭力切割的时候，其实也帮他切割清楚了，但他自己却不愿意。“我们交谈时，他有一种心理。他不想跳出来，这是他精神世界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如果跳出来，他可能就会否定自己。”

这名学者说，其实张承志是很单纯的人，从60年代到当下，他的内在逻辑一致、自洽。他的立场，“就是反殖民、反官僚、反特权，同情弱者，同情无产阶级，这是他的价值观。”

“他的孤独也来自于时代，当他沉醉于鲍勃·迪伦、冈林信康们的摇滚音乐时，那些昔日的文化之星正渐渐隐逝于历史的夜幕。”曾在日本留学的上海交大公共经济与社会政策系教授陈映芳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尽管张承志被不少人视作一个正宗的“红卫兵”和一个孤傲的殉道者，张承志本人也在将中国的红卫兵运动和日本的全共斗运动、法国的“五月风暴”等等作积极的对照类比，但当60年代的红卫兵沉浸在（捍卫红色政权）的革命热情中时，西方、日本叛逆的年轻人最流行的却是摇滚乐与“甲壳虫”。

修改《心灵史》

1991年，《心灵史》刚出版即引发轰动，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争议。一些读者为书中“为了信仰不惜牺牲、充满暴力”的描写而困扰，还有人为张承志转向宗教而困惑。

“解释与辩白是困难的。当人缺乏共同的基础时，各自说的是不同的话题。”改定版《心灵史》前言中，张承志如此剖析心迹。

2013年，他的3本书《北方的河》、《把黑夜点燃》、《敬重与惜别》再版发行。编辑闫瑞月是他的忠实读者，“读张承志的文字，心中有种燃烧的感觉。”这位25岁的女孩，大学毕业后就到北京一家出版社编胡适文集，每月工资两千元。一次，在北京拥挤的地铁上，看张承志的书，眼泪突然流了下来，“为什么找一份能维持生活又坚持理想的工作那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