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承志修订了他的《心灵史》

时隔25年后，张承志再次出席了一次年轻读者见面会。2013年10月12日，北京海淀图书城旁一间会议室内，身材高大、穿着藏青色外套的张承志与十几名读者围坐一团，交流了3个小时。他再一次讲述：2012年，他和朋友飞越死海抵达约旦，将《心灵史》改定版10万美元收益悉数捐助巴勒斯坦难民。

65岁的张承志头顶已现荒芜。谈到“飞越死海”，他睁大眼睛，标志性的浓眉挑动，激动难掩。一瞬间，那个翻越大阪冰山、横渡黄河的年轻人似乎回来了。

再回到25年前。1988年，张承志在北大中文系教室中同样跟年轻学生做过一次读者见面。“刘索拉、我，还有美国大使夫人包柏漪，3人挤在一间屋子里，满地全是人，恨不得膝盖碰膝盖。有一个小伙子抓住我说，‘张承志，你知不知道你自己的意义？’”

回忆起80年代，张承志露出笑容，“我们对一切今天的年轻人不满，不满什么？觉得他们不年轻，我们六十多岁的人只觉得他们怎么这么暮气沉沉，你们怎么这么老。很可笑，但真是这样想。”

对青春的记忆，张承志停留在“火热”的60年代和80年代。1989年秋天，他辞去公职，开始写作《心灵史》。1991年出版后，毁誉参半，他的公众形象一度变得复杂而陌生。一些昔日的读者反馈阅读《心灵史》的感受：书中追求心灵与信仰时的“牺牲”精神让人激动，读之浑身颤抖；但对颇多暴力之语又会产生不适。

20年后，2011年，张承志在改定版《心灵史》中提到，1984年冬，他在黄土高原的深山里，遭遇了被称为哲合忍耶的回族农民，发现“我所渴望的、对60年代的反思与批判，以及对那大时代的继承；我们一代人悲愿的、耗尽了年华岁月青发白发寻找的出路，可能就在他们中间”。

但引发读者困扰的，还有文化的隔膜。《心灵史》中，张承志回归并讲述自己的母族。主流社会开始将他视为回族“代言人”，不管他是否愿意。

在中国，张承志是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他曾在内蒙古乌珠穆沁草原插队4年，后又回归并讲述母族——黄土高原回民的故事；他曾是“红卫兵”一词的命名者；在辞去公职后，又成为体制的尖锐批评者；他的作品涵盖内蒙古草原、回民的黄土高原、新疆天山；无论是描写“红卫兵”运动初期年轻人重走长征路的热血，还是西海固哲合忍耶回民漠视苦难、为了信仰的“牺牲”，或者日本的“阿拉伯赤军”，以及阻挡以色列推土机的美国女孩若雪，张承志一直在寻找和建构自己的乌托邦。

60年代的“败北”

1968年，上山下乡的时代洪流中，20岁的清华附中毕业生张承志与唐建安，一起写血书，要求去内蒙古草原插队。

45年后，张承志读者见面会上，唐建安回忆在内蒙古乌珠穆沁草原插队岁月，说他一直想写篇关于张承志的文章，题目叫“燃烧的灵魂”。

60年代末，中国一代年轻人的命运被“上山下乡”改变。相比于伤痕文学中的青年悲惨记忆，当了4年草原牧民的张承志有着独特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