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福布斯》杂志所列美国前400名富豪都能捐出一半财产，善款总额就可望达到6000亿美元。更不用说前400名之外的富豪也不会无动于衷。如果盖茨和巴菲特的预定目标实现，美国的善款占GDP的比重可能会有本质性的提高。

　　捐善并非仅仅是富人的时尚

　　我们不妨把这一义举放在更大的背景中考察。过去50年(截至2008年)，美国的人均GDP增加了150%，美国的人均捐善则增加了190%，超过人均GDP的增长。统计显示，70%-80%的美国家庭从事捐善活动，平均每个家庭的年捐善额超过1000美元。当然，联邦政府对捐善有种种税收上的鼓励。每捐1000美元，大致可以省去350美元的联邦税。这虽还远达不到捐款的数量，但联邦为此每年的免税总额达到1424亿美元(2002年的水平)。

　　不过，联邦的数据还显示，只有三分之一的纳税人为了捐款而申请相应的免税。特别是中下层的普通百姓，很少为捐款特别填报税表。甚至在那些年捐款超过12万美元的家庭，也只有40%的人为此申请相应的免税。可见，免税并非捐款的动机。另外，如果按收入比例来计算，穷人比富人更慷慨。在2000年，低收入家庭的美国人捐出了4.5%的收入，中产阶级捐出了2.5%的收入，富人捐出了3%的收入。可见，捐善并非仅仅是富人的时尚，而是渗透于社会每个细胞的文化。

　　这样的财富文化，在西方传统中有两大来源。首先，基督教中有着“富人要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的信条，对财富经常谴责。在经历了中世纪“商业革命”的欧洲城市，工商集团往往为了自己所赚取的财富而感到灵魂战栗。于是，把钱拿出来支持教会或社会公益，则成了必要的解脱之道。

　　同时，当时的欧洲城市多是封建秩序中自治的孤岛，以共和主义作为自己的政治原则。这种共和主义，强调在政府和家庭之间的公民社会的作用。随着贸易的发达，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不断扩大，仅仅依靠家庭纽带远无法应付日益复杂的世界。另一方面，国家机器尚处于未熟状态，许多领域处于无政府状态。教会、行会和各种民间组织纷纷承担起社会管理之职。于是，在家庭之外、在没有国家权力强制的情况下对社区作贡献，就成了共和主义所推崇的“公民品格”。

　　今天到德国的奥格斯堡，仍然可以看见500年前银行家Jakob Fugger为穷人修建的古雅的住宅，不仅被精心维护，而且租金500年不变，即月租0.88欧元。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早的廉租房了。再到意大利、荷兰等地的城市看看，孤儿院、医院乃至一些主要的公共建筑和雕塑，全是仰仗了善款的支持。相比之下，中国的历史遗迹充满了皇宫、皇陵、万里长城和富人的深宅大院。其背后不是国家财富，就是家庭财富，社会性甚为薄弱。

　　美国基金会的运作

　　不过，跟盖茨和巴菲特们的行为最直接相关的，还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有学者更精确地界定为1880-1912年间)美国的慈善传统。

　　在这期间，美国崛起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确立了一整套现代工业体系。金融、铁路、钢铁、石油乃至后来的汽车业，都是在这一时期奠定基础的。这一天翻地覆的变化，自然创造了史无前例的财富。但是，这些财富的分布也极为不均。在20世纪开始时，8%的美国家庭控制了全国四分之三的财富。

　　美国自建国起，一直就是草根民主的社会，有着强烈的平等精神，在经济上的贫富分化也比欧洲小得多，其均富的程度曾让托克维尔赞叹不已。如此巨大的贫富不均，自然挑战着美国社会的基本价值，并引起了激烈的辩论：这些财富究竟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为什么会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这样的财富是否还有正当性？

　　即使是那些在这一过程中暴富的人，也在挣扎着理解自己怎么会有这么多财富、这些财富的意义是什么。历史学家们指出，正是这一代人，把石油变成了新能源，用铁路把整个美国联为一体，并发展出大规模的钢铁冶炼技术和组织，创立了现代金融体系。现代工业体系，就是建筑在这些创造的基础之上的。而这些革命，恰恰就是洛克菲勒、摩根等一批个人发动的。你很难否认他们的天才。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财富是应得的。

　　但是，如果从更宏观的历史角度看，如果没有这些人，这个时代照样还会造就出一批类似的巨人，只是名字不一样而已。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成功，在于占据了最佳的历史关头，是时势造英雄。他们如果把如此巨大的财富都看作是自己一人之功，并当仁不让地归于自己的名下，社会当然有权利对之进行挑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