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相关问题，记者采访了今年8月曾对古交和孝义两地的采煤沉陷村治理状况做过调研的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张玉林。

　　张玉林介绍，除山西之外，河南、山东、安徽、江苏等地均存在采煤沉陷区。受地理和地质条件、沉陷范围、人口密度等因素影响，治理方式、治理成效都有所不同，山西的独特性在于，其沉陷范围和受害者的数量在世界环境史上都是空前的，因此其治理任务也异常艰巨。

　　张玉林表示，作为一项声势浩大的“惠民工程”，山西省实施采煤沉陷区治理已有10年之久，各级政府为此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和财力，但是就他调查过的村庄治理成效来看，村民似乎是越陷越深，反复求告却始终得不到有效回应，简直成了“被抛弃的一群”，而“沉陷”问题也一直是当地最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

　　“我想强调的是，被调查村的案例所反映出的不只是‘腐败’或不作为、乱作为的问题，还有整个治理系统的严重缺陷。正是由于治理系统本身存在太多的‘裂缝’，才导致了众多的村庄和村民在物理上和社会意义上的沉陷。

　　因此，有效的治理需要弥补制度的‘裂缝’，甚至需要重构农村的治理系统。这当然涉及面甚广，异常艰巨。”张玉林说。

　　对于促进解决采空区治理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他建议，需要对已经宣告结束的第一轮采煤沉陷区治理工程逐一排查、系统总结，以明确究竟遗留了哪些问题，而遗留问题的原因和责任又究竟何在，以此作为改革新一轮治理的方式和机制的依据;同时有必要督查治理过程中的腐败、渎职问题，从制度上确保村民的利益免受侵害，防止损害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等，这本身需要观念的改变。

　　根据本报记者从有关部门获得的信息，张玉林教授的建议已经受到山西省委负责同志的重视，相关的总结和调查工作正在进行，沉陷村的人们也在急切地等待早日搬离沉陷区。(记者 胡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