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还在拖着。法庭之外，每当王红军看到医疗广告，无论扎针还是敷药，总会多瞧两眼。一家医院曾说推出了针对脊髓炎的“干细胞疗法”，王红军跑过去，问：“能不能我把钱掏了，你保证小孩恢复部分功能，哪怕大便或者小便恢复正常?”

　　“没保证。”

　　“那多少钱?”“十几万。”

　　“如果都没效果，退不退钱?”“不退。”

　　他本想多问会儿，但算了算家里的钱，还是默默离开了。

　　二审法院撤销了136万元补偿补助，他找县卫生局，卫生局代理人劝他申诉

　　韩家庄子村陌生的新家里，一切陷入循环。

　　每天起床，王红军打开8年前买的电脑，给儿子播租来的电视剧光碟。他往锅炉加火，让屋子更暖一些。接着，他到隔壁鸽舍，抓了好几把玉米喂鸽子。

　　太阳升起一两个小时后，合伙人的妻子带着她的3岁小孩进屋了。除了王红军，小喆只和这对母子说话，其他人一来，他便低头不语。要在过去，如果认识，他准会叫出名字。

　　“小喆喜欢和我在学习机玩魂斗罗，总是他赢得多。”合伙人的妻子说，有时，他也爱对着手机自拍，或者在葫芦上画画。

　　在这住了4个月，2016年1月18日，伊犁州分院二审再次撤销原判，驳回王家的起诉。

　　法院认为，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理由是，《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规定，受种方可以请求接种单位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处理，并且应当给予一次性补偿。

　　在法院看来，小喆发生疫苗异常反应的事实已由霍城县卫生局确认，其补偿应由该局处理，法律规定具有排他性，故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

　　然而，受访法学学者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县卫生局针对补偿作出的处理决定，并非行政处罚，不影响法院受理民事案件，只不过，判决要考虑已经支付过的那部分补偿。

　　“虽然说有点心理准备，但还是挺意外的。”消息传到QQ群，苟先芬感慨。

　　王红军说，当他回县卫生局商量解决问题时，卫生局又试图把他推回法院。

　　1月25日，中国青年报记者随王红军再次前往霍城县卫生局。上午11点，王红军开着借来的破车，接上卫生局委托代理人，朝该局驶去。

　　代理人上车，马上掏出手机，翻出一篇报道，逐字念了起来：“你看，你找的律师、记者都建议你去法院申诉，你去申诉吧。”他说，如果申诉，卫生局可以提供经费。

　　“申诉失败怎么办?”到了办公室，王红军问。代理人说，失败了，卫生局就跟县里汇报，“现在给政府没法汇报，因为程序还没走完”。

　　一旁的医政科主任说话了：如果想在卫生局解决，依旧是按照2014年4月的处理决定，如果不同意，可以走行政复议。

　　“25万的那次?”王红军裹了裹旧羽绒服，转着桌上的笔，不知该说什么好。

　　他下楼，钻进了破车，狠狠关上了门。

　　他害怕去法院了。家里老人事发后经常流泪，睡眠也少了，但开庭时从不旁听，“我们是农民，你和公家搞，搞不过的。”家里老人担心，“对你不好。”

　　他总是坚持：“有这笔钱，我能找一个护理，照顾好他，或者让他去医院做个康复，让他在有生之年开心快乐就好，让他心里不遗憾，好歹我这个做父亲的没有放弃他。”

　　“可是我现在拿什么给他治疗?我也想让他好好治疗，不管希望大不大，只要有希望。”王红军父子在棚房里过完了2016年春节。

　　临睡前，他又掏出枕头下压着的520页的书，书名《人性》。他一下翻到第127页，上次看完折起的地方，“人性，我想看看，书里面说得准不准”。

　　曾经，有人告诉他一个“土办法”：把瘫痪的孩子带到县卫生局门口，闹一闹，说不定补偿补助就来了。

　　王红军拒绝了，他说：“我要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