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红军拿起电话就问:“要么是异常反应,要么不是,什么是不能排除呢?”一个平静的男声答:“这是术语。”后来,又有人私下解释:“不能排除有关,意思就是有关。”
他相信地挂了电话。
QQ群继续有新家长入群,对话每次都在反复:鉴定是有关、无关、不能排除,还是偶合?小孩什么病,现在状况怎么样?王红军很少发言,“我不太懂”,他又对着报告琢磨,早知要接种这个疫苗,他肯定拒绝。
然而,谁都无法预料,“恶魔抽签”会不会抽到自家。
没有和王红军商量,卫生局直接对疫苗企业作出处理决定,补偿25万元
2014年3月,王红军找到了霍城县卫生局。他原以为,有了鉴定,事情会好办得多。
群里的一些家长暗暗觉得可能没这么顺利。
直到今天,王红军捏着霍城县卫生局两页纸的处理决定,依然一肚子怨气,“没有和我商量,卫生局直接就对疫苗企业作处理决定了”。
按照这份处理决定,王红军家可以拿到残疾生活补助费25万元,医疗费用凭据支付,伤残用具凭医疗机构的证明计算。
苟先芬也从贵州当地卫生部门拿到了一份补偿协议。不同的是,卫生部门曾与她协商,双方最终签订的是协议,而不是单方作出的决定。小孩病情相近,她获补偿133万元。
从未进过法庭的王红军,此刻被推到诉讼的起跑线上。
彼时,儿子病发快两年,王红军的葡萄仿佛也受到疾病感染,显现颓势。2014年除夕,王红军从新疆跟车到福建,处理2013年来不及卖的葡萄。他记得,还没出新疆,司机就下车放了一串鞭炮庆祝过年。
此行王红军共拿到10万元,除去3万元车费,2.7万元冷库钱,入场费7000元,还有3万元是代别人卖的,七七八八扣下来,自己只剩两万元多了。
“2014年更不行了。”王红军叫苦,葡萄卖价继续下跌,他连农药钱、化肥钱都欠着。
葡萄好像真的和他较上劲了,那两年,每卖一回,几个月后儿子的腿就骨折一次。他猜,可能是骨头变脆了,儿子上身移动的时候伤了腿;他又自责,是不是给儿子翻身擦洗的时候太用力,扭到了骨头。
这些猜测没有结论,每一次,他只能眼睁睁看着儿子的腿肿起,再送到医院打钢板。打了两轮之后,儿子的腕、膝关节像卡住一样,任王红军怎么摇也动不了。
2014年秋天降临的时候,这个农民收获了人生中的第一份判决书。霍城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王红军家共可以获得120万元补偿和补助。该金额比县卫生局的决定多了数倍。
王红军觉得太少,上诉;企业觉得太多,也上诉。
2015年2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裁定,一审判决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撤销判决,发回重审。
2015年7月,霍城县法院一审再次判决王红军获得补偿补助136万元。
“算了,就这样吧,先给孩子看病吧。”王红军决定不上诉了。
企业上诉了。他们认为,自己生产的疫苗合格且经过国家批准,不存在过错。
他们还有一个理由是,行政机关已作出处理决定,如果法院也判决,将出现一个纠纷产生两个发生法律效力文书的局面,“但两个结果的赔偿(应为‘补偿’——记者注)金额相差达4倍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