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历史既能激发情感的力量，也能赋予理性的启迪。对于70多年前的这场战争，如果看不到民族精神的生长，就看不清意义和价值，无法让这段历史成为不竭的力量之源；如果看不到伟大胜利的根由，就看不清大势与走向，无法从这段历史中得到应有的启示。

　　这样一个对比让人深思：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等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但同样是在二战中发生的夺去30多万中国人生命的南京大屠杀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惨 痛的代价、巨大的贡献，70多年前东方大地上发生的一切，似乎只是轻描淡写的一笔。正如西方学者指出的，“几十年来，我们关于那场全球性战争的理解一直未 能对中国的角色给出恰如其分的说法。”

　　从世界战局的走向去观察、从人类和平的进程去考量，谁也不能否认这样的事实：在这场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的较量中，中国始终是双方激烈交战的东方主 战场，伟大的中国人民不但肩负起挽救国家危亡、争取民族解放的历史使命，而且承担了维护人类正义、保卫世界和平的伟大责任。这是我们今天理应树立的“全球 抗战史观”。

　　中国的局部抗战，1931年就已开始，是世界反法西斯的战略先驱；中国始终屹立不倒，牵制和阻击了日本的主要兵力，是抗击法西斯侵略扩张的战略支柱； 中国的持久抗战，遏制了日本的“北进”图谋和“南进”野心，在战胜法西斯的进程中与同盟国家形成了战略配合；中国倡导推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积极支持亚洲 国家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战略基地。正如一位英国记者所说，“日本只能在中国中止战斗时可得胜利，但中国民众绝不中止战斗”。

　　即便是在70年后，“中国的帮助”仍让很多亲历那场战争的人念念不忘。1942年4月，美军轰炸东京的飞行编队迫降中国，80名机组人员中，有64人 在中国军民帮助下获救。参加救援的贺扬灵和美军飞行员杜立特的合影，至今还挂在美国国家航空与航天博物馆的二战展厅中。一位美国学者说，“这虽然是个细 节，但却有沉甸甸的分量”。这个分量，正是中华民族向和平与正义承诺的力量。

　　我们隆重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是希望点亮历史的火炬。这不仅是一个古老民族的伟大胜利，更是人类文明的伟大胜利。

　　（五）历史是什么？法国作家雨果这样回答：是过去传到将来的回声，是将来对过去的反映。没有历史的时代是肤浅的，无视历史只会一次次走入同一片泥淖。信仰正义与和平的人们，之所以痛恨歪曲历史的言行，就是因为不想让世界的将来，再回到战争的血与火中去。

　　德国学者卡尔·雅斯贝尔斯把战争罪责划分为刑法罪责、政治罪责、道德罪责等诸多方面。在追究发动战争的法律责任外，还必须厘清战争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政治和道德的责任，这必然包括反省战争原因、承担战争罪行。可惜的是，有些人总是避重就轻甚至抛在脑后。

　　在德国纽伦堡，审判二战战犯的遗址，几乎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成为反省历史“看得见”的教材。而东京审判后关押战犯的巢鸭监狱，7名甲级战犯被执行绞刑的“死亡之所”，却在20世纪70年代被拆除，原地耸起的是当时亚洲最高的摩天大楼之一。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演讲中，以“暧昧”定义日本的现代性。社会文化的暧昧，会令自身无所适从，如果连战争性质都暧昧了，只能造 成认识分裂。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发表的战后70周年谈话，再次陷入这样的暧昧。尽管包含了“侵略”“殖民”“反省”“道歉”等关键词，却弥散于遮遮掩掩的语 境中。真正的诚意，理应化作对和平秩序的尊重。然而，从参拜靖国神社，到解禁集体自卫权；从修改历史教科书，到否认战争罪行，所谓“积极和平主义”的背 后，却时时闪现着挑战历史、冲撞公义的盲动和狂妄。

　　纪念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70周年，德国总统高克表示“不承认奥斯维辛就枉为德国人”。南京大屠杀档案申遗时，日本政府却故作“不解”，右翼更是激烈 “抗议”。70年来，日本右翼一直在系统删改南京大屠杀的内容，撤走博物馆中的照片，篡改或销毁原始资料，甚至避免在流行文化中提及相关字眼。对此，美国 华裔作家张纯如在《南京大屠杀》中愤然写道：日本作为一个国家仍然试图再度掩埋南京的受害者——不是像1937年那样把他们埋在地下，而是将这些受害者埋 葬在被遗忘的历史角落。

　　不仅是南京大屠杀，日本右翼试图埋葬的，是他们发动侵略战争的罪恶行径。他们希望通过“占领历史叙事”，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寻找合理性。于是，日本国内 正确认识历史的主张，被说成了“自虐史观”；还原南京大屠杀、追问慰安妇的努力，被视为对日本的攻击；“侵略”罪行被撇开，只剩下日本在战争中的“受害情 结”。

　　“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历史不会因为无视而消失，责任也不会因为回避而逃脱。与一次次争论具体问题比起来，日本一些人更需要的是从根本上端正自己的历史观念，消除历史悲剧重演的基础，真正走向一个全新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