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辱骂的内容是周德军平日酒醉后的那番妄想，指责许林芳生活不检点。这会儿，睡在隔壁的大儿子还醒着，但他懒得去看一眼。

　　他一边念叨，一边用拳头打许林芳的头，许林芳就用被子把头蒙起来。持续不断的响动中，四个孩子都睡着了，他们的“摇篮曲”常常是这种打骂声。

　　半夜1点多的时候，周德军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性要求，许林芳事后回忆，这是她最想不通，也最生气的地方。在被拒绝后，周德军气急败坏，他一边叫嚷“今晚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一边用拳头锤打许林芳的头。

　　一瞬间，许林芳气急了，她掀开被子，抓起靠在床边的堵老鼠洞的木棍，对着周德军的后脑敲了两下。血顺着周德军的头流到被子和地上。周德军伸手要继续打许林芳，她就掐住了他的脖子，回过神来的时候，周德军已经不再挣扎了。

　　“砰”一声，周德军的身体栽到了床沿上，脸朝下，双膝跪地。小女儿被这个声音吓醒，睁眼时，看到被子上是血，妈妈跪在床上。

　　“爸爸、爸爸……妈妈、妈妈。”周四的叫声打破了人死后片刻的寂静。

　　周德军已没了鼻息，意识到自己杀了人的许林芳，吓得头脑空白。片刻后，她以自己的生活经验和道德意识认定了要“一命偿一命”。她开始翻找家里的农药——这是农村妇女最常见的自杀方式之一。但农药瓶子是空的，她没自杀成。

　　隔壁的三个儿子随后也跑了过来。二儿子和三儿子吓得忘了哭。大儿子说，看着父亲的尸体时，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心情，只是感到一阵解脱。

　　在大儿子的帮助下，许林芳给周德军的大哥、三哥和五弟打了电话：“我把周德军打死了。”她对死者的兄弟说。老大和老三都在外打工，住在隔壁的老五则马上赶到了现场。

　　凌晨2点10分，周德军的大儿子帮母亲拨了110。2点半左右，警察赶到了案发地，拷走了许林芳。孩子们这才开始流泪，以那种无声的哭法。

　　许林芳进了看守所后，大儿子就成了临时的家长。他白天骑着那辆曾碾断父亲肋骨的摩的在镇上赚钱，晚上回来做家务、捉泥鳅，还要负责给三个弟弟妹妹做饭。这对一个19岁的大孩子来说并不轻松。

　　在某个周末下午走访许林芳家时，该案的代理审判员陈小容法官看到三个小孩并排坐在门槛上，身上脏兮兮的，小女儿周四的头发毛毛糙糙，几个孩子似乎好些天没洗澡了。

　　和孩子一样缺乏照料的是这间本就破败的土屋。往日里，下大雨的日子，许林芳会一夜不睡，用塑料盆一遍遍地接雨水往外倒。在母亲缺位后，失去对手的雨水肆意腐坏着这间土屋，猪圈外的茅坑旁堆满了新落的墙土。

　　根据镇政府6月的一次检查，这间房极有可能垮塌，大儿子收到了一份危房限期整改通知书，限3日内整改。除了把这张A4纸一半大的小纸条收到一个塑料袋中，他做不了什么。

　　7月中旬，被判缓刑的许林芳回到了这间土屋，继续和周德军的父亲和兄弟做邻居。

　　在血迹被时间模糊后，那些多年来同情许林芳的遭遇却难以过问的村民，那些在她被抓后热心地签名并按上红手印的村民，又形成了对许林芳新的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