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前任举债，新官不管”

　　一些委员认为，由于干部任期时间短，某种程度形成了“前任举债，新官不管”局面。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包克辛分析说，“前任领导巨额举债、高额投入，业绩突出，于是升官晋级。后任领导接手后，到了偿债高峰，借新债又受到限制”。列席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翁国星认为，干部任期时间太短是违规举债等问题的原因。“我查到的全国平均任期是1.7年，后来中组部一个处长给我回复，说我查到的1.7年比他们掌握的实际数据要长”。

　　2 “有法不依，问责不到位”

　　冯淑萍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认为，有法不依，没有实行问责，是地方政府债务乱象的原因之一。“原预算法明确规定地方政府不能借债，而且不能进行担保，结果是债也借了，也担保了，可法不责众，没有问责。如果说以往可以这样做，预算法实施后是不是违规了还不问责?” 委员任茂东也表示，举债权力和还债的责任相脱节这种现状不改变，必然导致重借轻还现象，“预算法把权力给了财政部门。财政部门应该严格依法管理好地方债务”。

　　3 中央财权地方事权界限不清

　　不少委员提出，根本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应该清晰界定中央财权、地方事权。委员朱静芝提出，“中央的财权和地方的事权以及中央和地方的责任，大致边界不很清晰。当领导的都愿意给地方做点贡献。政绩是与财权、事权联系在一起的，但现在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就形成了借债的问题。这是最大的问题”。委员冯淑萍也认为，“要想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就应该尽快进行财政体制改革”。

　　4 偿债收入土地出让金下降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玉焯认为，地方债风险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可用财力还债的来源发生了变化，“以前地方政府的财力主要是土地出让金，那个时候因为房地产好收益非常好”，他说，“辽宁在前些年一年土地出让金大致在2000亿左右，现在到了七八百亿，下降了三分之二，存在了还债风险”。“尽管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研究，采取了一些去库存的措施，但是地方政府通过房产市场得到多少回报也是很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