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卡曾与一位异性恋相爱，也为了他离开北京。她说当他们的关系发展到与男方的父母一起生活时，对方甩了他。“当时我发现他出轨了，我质问他，他骂我是死人妖，让我滚，我只能收拾行李，回到北京，我不怪他狠心，我只怪我自己不是女人。你知道这个圈里的人结婚成家的概率是多少吗?”

　　回到北京后，卡卡说她的世界观彻底变了：她发誓要住上最好的房子，用奢侈品。 “我没有爱情，没有家庭，我要比别人挣得多，这是我应得的。”被问及是否想过手术后的生活时，卡卡有些激动。“我们这些人有什么资本读书，读书之后的生活来源谁给，家里早已和我们绝交，不管变不变性，我们想的只能是挣钱。等我老了，我才能像桃姐一样，用上半辈子的钱换取我暮年的开心。”

　　采访中，卡卡重复最多的一句话是：“哪怕让我做一天的女人，让我死，我也愿意。”一些曾做过性服务的TS也考虑过换工作，但很多以失败告终。“她们真的融不到这个社会里去。”桃姐有时也觉得，与其让这些TS艰难地融入常人世界，还不如“隐蔽一些，快乐一些”。

　　“你看这些TS都很漂亮，她们的漂亮是用钱堆出来的。TS都很缺少安全感，她们不敢素颜出去，怕被人发现是男人，她们更不想穿男装，所以只能买化妆品，买衣服，做整容手术，这些花销比正常女人大好几倍。”

　　家庭因素，或许是跨性别群体从事性交易的因素之一。多位受访的跨性别女性性工作者在老家，早已“众叛亲离”。比如彬彬。她回家总怕被别人认出来，于是只敢在春节之后回家，回家前绑着头发不化妆，穿厚厚的衣服，担心爸妈发现她做了隆胸手术。

　　彬彬的妈妈知道彬彬想变成女孩，但是始终反对，甚至把她从家里赶出来。桃姐说，她身边的朋友大多都做着见不得光的行业，“人总要生存。”因为长期服用雌性激素，桃姐身边的不少朋友四十来岁就因病去世。“这些人连死都不怕，还会怕什么?”

　　国际非政府组织亚洲促进会2014年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在亚洲约有0.3%的人口为跨性别群体。

　　该调查同时称，由于歧视以及较低的教育水平, 使得跨性别者往往缺少工作机会。在亚洲，有相当一部分跨性别人士从事性工作。印度尼西亚跨性别人士从事性工作的比例为81%，马来西亚为84%，但报告未提及中国的相关数据。

　　桃姐曾想为她们写一本书，但后来放弃了，“怎么写?故事全是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