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世界人均收入是1800美元，而当时中国人均收入不足400美元。"当时联合国秘书处也觉得我们交得太多，私下跟我们提出不用交那么多。但是，联合国会费总额是一定的，你交得少，别人就交得多，这涉及美国、日本，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最后，经过了艰苦的努力，中国的会费才降了下来。"庞森说。

　　1980年，中国的联合国会费比额出现大幅度下降，为1.62%。而这还只是初步过渡，随后，每次联合国会费调整，中国的比额几乎都在下调。到1995年，这个比重已经下降到0.72%。

　　这个数据实际上仍然高于中国当时的实际应支付水平。按照当时我们的实际情况，应该交0.71%，超过的部分主要是帮几个最不发达国家交了。

　　0.72%也是中国承担联合国会费的最低点。而在此时，中国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已初见成效，国家财富迅速积累。中国的联合国会费也随之触底反弹，重新上涨。

　　1996年，中国在联合国的会费比额在16年后首次回升，微调至0.74%。2000年，达到1%。新世纪以来的10年，是中国缴纳会费比额狂飙突进的时期，几乎每次调整，都要上涨超过0.5个百分点。

　　逐步走向联合国权力核心

　　在会费承担比额增加的同时，随着国力的增强，中国在参与联合国事务的过程中也一步步走向核心，这一点从中国历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所分管的部门可见一斑。

　　在联合国中，5个常任理事国各有一位副秘书长，一般一位副秘书长管一个部门，而承担哪个部门的管理职责，是与国家的综合国力及地位紧密相连的，也是与国家的政策需要分不开的。

　　自1971年至今，中国总共出任了7位联合国副秘书长，他们的工作先后集中在4个部门:非殖民化部、技术合作部、大会事务和司务会议服务部、经济社会事务部。

　　1972年，中国首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唐明照主管的部门带有浓重的时代色彩。当时，国内的重心还不是经济建设，还在搞"文化大革命"，强调世界革命，而亚非拉各国人民的民族独立和非殖民化斗争还在不断进行，所以，当时联合国成立了一个非殖民化部，由唐明照主管。

　　到上世纪70年代后期，除了津巴布韦、纳米比亚等少数国家，世界的非殖民化运动已经基本结束。恰巧中国在此时开启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对外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的联合国副秘书长的角色也发生了第一次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