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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的《条例》重在营造公众向善助人，保障好人权益，在重塑社会价值观上必然起到重要作用。上海侧重救助的技术问题，也是将救助行为精细化落地的方法。”

　　朱巍也提出，上海草案与相关法律的衔接还存在一定问题。以《侵权责任法》为例，医疗侵权责任中，免责的前提是行为没有过错和没有重大过失，而上海草案，则以行为人身份是否持证或是否有救助资质为免责要件，这个条例法律位阶在《侵权责任法》之下，在实施过程中可能还会存在不协调的问题。“草案将救助行为免责要件变为主体资格，这与侵权责任法并不相符。另外是特定化了免责主体，这反倒可能让很多没有资质，却可能出现在第一现场的热心人望而却步，不敢去施以援手。”

　　朱巍建议，要实施好人保障，一定需要救助基金，一旦出现法律适用争议问题，必须由救助基金来弥补损害。这样的话，才能既保证救助者权益，又能弥补因过错救助和重大过失救助造成的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