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病只能去小诊所

　　作为长女，张松涛是家里唯一出生就有户口的孩子。

　　刚过30岁时，父亲张伯增催促她找对象，被张松涛拒绝。

　　她心里仍保持对爱情的幻想，但对婚姻不信任。“结了婚，我们家这么多孩子，对方可以理解支持吗?”

　　张松涛在通州区一家超市的洗漱用品柜台做导购。作为大姐，她每月三千出头的工资是家里种地外的唯一收入。

　　每月工资一到，张松涛会先拿出两千元给父母，其余的钱会给弟弟妹妹买些衣服。此前为了上班方便，张松涛在超市附近租了房子，这是一间只能放下一张床的单间，每月房租不到300元。

　　为了省钱，张松涛一顿饭会分两次吃，1米62个头的她只有90斤重。一次低血糖，张松涛晕倒在地铁，母亲王茂臣放心不下，让她回家。

　　张松涛放弃了出租房，改乘近两小时的公交上班，她算了笔账，这样每月能多省出一百元。

　　最小的七妹与大姐差二十多岁。

　　刚上4年级的张晓曼，与大两岁的六姐张晓敏个头差不多，一样的发型、相似的脸蛋儿，走在路上，外人都以为是双胞胎。

　　但晓敏见人会甜甜打招呼，年纪小的晓曼不爱笑。

　　7个孩子的大家庭，至今没有一张全家福。记者拿出相机时，张晓曼收起脸上的表情，眼睛直直盯住镜头。

　　“为什么不笑呢?”“我笑不出来。”

　　“怎样才能让你开心?”“有户口。”

　　没有户口，6个孩子感冒发烧，都只能去附近的诊所看病。稍微严重点，男孩会拿父亲的身份证、女孩拿姐姐的身份证。长期服药的老四，病例本上就是大姐的名字。

　　日常在家，母亲王茂臣不敢大声呵斥孩子，任由他们偶尔有些小脾气。王茂臣坦承，作为母亲，她没法让孩子顺利接受教育，却让孩子们自己承担了后果，她心里愧疚。

　　她理解孩子成绩跟不上、在校与同学吵架，却心疼他们过度的懂事。

　　“户口”是一家人近三十年来生活的主题。

　　为户口奔走近30年

　　要为孩子上户口，首先要为超生付出代价。

　　大集体时期，生产队社员参加生产劳动，每天会得相应报酬的“工分”。早期超生的家庭找到大队，扣除500至1000工分，可为孩子换取户口。

　　那时的“工分”相当于现在的工资。起初生下老二，张伯增并未认识到户口的必要性，省了“工分”。直到孩子该上学，张伯增急了。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计划生育加大力度，张伯增多次来到村大队、派出所，得到的回复均为“超生，没办法。”

　　难以承担的费用

　　为了户口的事，老三张泽龙也成了计生委的熟脸儿。常常一到门口，工作人员就知道了来意，回复有消息会通知。

　　村里不行，张泽龙跑到张家湾镇，镇里不行，他又找到通州区。

　　2010年，计划生育推广后第六次人口普查。张伯增被村里建议，让孩子回妻子的老家河北开当地出生证明，没准能上户。

　　王茂臣回到娘家，问过医院，医院回复“哪里出生，就在哪开”。

　　事情终于还是有了转机。

　　2010年起，村里对超生孩子上户陆续放宽。只要缴纳完社会抚养费，计生委就给开证明，派出所就可以上户。

　　2014年5月底，张家的社会抚养费征收通知书被送到了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