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假诉讼恶意串通被罚款

　　借款合同及收款“收条”形式上疑点重重，为此上海一中院依职权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收条”进行鉴定。鉴定结论表明，“收条”落款处与“说明”落款处的打印体“签名：”字迹、手写体“李某”签名是同源的;“收条”是利用落款处的“签名：”字迹及“李某”签名，经裁切纸张、添加内容编造形成。

　　上海一中院审理后综合四方面条分缕析：

　　其一，孙某在离婚诉讼中的代理律师为唐某所介绍，亦为唐某本案一审期间的诉讼代理人，故唐某所称对离婚事宜不知情，未察觉到孙某银行账户为指定收款账户有不妥之处的陈述有悖常理。

　　其二，唐某对于出借资金来源的陈述前后矛盾，对于资金流转的过程也未能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其三，唐某一审中从未提及持有对方的收款凭证，二审期间当庭向法院递交的收款“收条”为编造形成。

　　唐某称“收条”系李某提供，唐某作为出借人且又经商多年，却先后接受了借款方提供的形式上存有明显疑点的合同及收条，有悖常理。

　　其四，唐某未能举证证明此前曾有任何催讨行为，而在双方交涉交通事故赔偿事宜期间，唐某没有要求还款或以还款抵充赔偿款，也明显与常理相悖。

　　鉴于此，二审对于借贷事实的真实性不予确认。2015年12月9日，二审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编造证据诉讼法院，滥用诉权浪费司法资源、漠视社会诚信，唐某与孙某的行为已经严重妨害了民事诉讼程序，构成虚假诉讼。

　　上海一中院为此认定，唐某利用编造的书证提起诉讼虚构债权，具有明显恶意，而孙某提供其银行账户用于收款及一审中所作的陈述，均是唐某提起诉讼所必须的条件，二人显然存在恶意串通。

　　因此，上海一中院在作出终审判决的同时，还依法出具《罚款决定书》，对唐某的虚假诉讼行为处以法定最高额罚款10万元，对孙某的虚假诉讼行为处以罚款5万元。

　　12月14日，上海一中院分别向唐、孙二人送达了《罚款决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