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静”的村庄

　　11月中旬的翟庄村，笼罩在土黄色的雾霾中，空中飘着从不远处洗煤厂散出来的黑粉。

　　在东村口的水泥路上，王健曾经喜欢开着他父亲那辆摩托出去转，有时也会站在别人家门前的水泥路上大笑、骂人。而现在，这笑声、骂声连同这个几乎是村里唯一的年轻人一起消失了。

　　村委会的门也一直锁着。村民说，他们的村长、书记，都住到镇上去了，在那里做生意。几次拨打村民告知的村长电话，均是无人接听。

　　据旁村的一位村干部说，村里不会强制管理这些精神病患者，除非对方开始危害公共安全。“这种事情，农村太多了。”这位村干部摇摇头说。

　　“俺村以前也有一个‘神经头’，但后来他自己跑没了，一两年看不见人，家里也没人找，就那样没了。”李艳芳说，“要是健健自己跑丢了，对他家可能也是种解脱。”

　　“自己消失了”——这似乎是村子里那些的“神经头”，让亲人们回归正常生活的最“仁义”的方式。

　　据宝丰县精神病院杨院长说，目前宝丰县共有重症精神病患者2000多名。他也曾遇到过村干部和家人直接把患者“赖到”精神病院，然后不管不问的情况。

　　迫于无奈，医院曾向政府申请应急救治基金，但至今也没有批复下来。

一位村民在指认案发现场

　　在翟庄村所在的前营乡卫生院中，冷清地散坐着几个医生。关于乡里精神病方面的治疗，一位医生介绍说，病人可以凭“慢性病就诊证”以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证”得到国家对于门诊和住院费70%至90%的报销。

　　从王健就诊的宝丰县精神病院医生介绍的情况来看，王健确实得到了这两方面的补助。但在县精神病院7月份已经开始实施的一项“贫困精神病患者医疗救助”项目，乡卫生院却并不知道，这也意味着乡卫生院下面的村卫生室以及王健一家也难以知晓。

　　而据宝丰县精神病院医生介绍，这个精神康复公益项目可以每年补助精神病患者住院费4000元。

　　“人都死了，讲这些还有啥用?”一位上了年纪的村妇说。在翟庄村，很难见到除老人、孩子，以及妇女之外的人，年轻人和中年男人都外出打工，大多去了北京、苏州、广东等地方。

　　村里老人在谈起这位消失的“神经头”和他的父亲时，也常常是讳莫如深，表示“这不是啥光彩的事”、“不好说”。

　　事情发生后，李素英也没敢把实情告诉小儿子王亮，她害怕学校里看不起他，让他再受到刺激。如果小儿子问起来，她打算回答说：爸爸去打工了，哥哥住院了。

　　李艳芳能感觉得到，现在身边亲戚，包括姐姐都在恨姐夫，怨他“怎么下得去这个手?”她也常常处在两种矛盾中，一方面想这些人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想，不考虑他家里曾经发生了多少事。

　　另一方面，她也会埋怨王军，“他不想想，以后我姐一个人怎么过，家里面欠着钱，大儿子死了，丈夫也生死未卜……”她把头扭向门外，现在白天她家的大门很少上锁了。

　　儿子下葬第三天，李素英便去了汝州。在截稿前的一次电话采访中，她说：“我在饭店打工，我要挣钱，养活我的小儿子。”她的声音脆弱而苍老。

　　在翟庄村，王家的大门始终紧锁着。门前那簇正在盛开的红花和对面大片的青麦芽，是父亲王军门前仅剩的生机。(本文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