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随意修改：股灾导致财富缩水、威胁券商银行资产负债表，救市本无可厚非，但是救市的方式却值得商榷。本次救市的措施中，包括不允许大股东减持、限制期货开空仓、强制上市公司公布“五选一”利好、公安部严查做空等，严重破坏了市场的规则。这样的救市真的能救出来理性的市场吗？只允许看多，不允许看空的市场，是一个正常的市场吗？政府通过市场化方式，参与市场，扭转投资者预期，是合适的，也是每个国家都在做的；但是通过修改规则来扭转市场走向，几乎闻所未闻。如果一个市场中，规则可以随意修改，那么价值投资就无从谈起。“政策市”的帽子不是投资者强加的，而是政府的所作所为使人不得不相信。经此一役，“政策市”的观念将更加深入人心，价值投资离我们更遥远了。
　　监管不到位：本次股灾的直接触发因素是证监会严查配资，但很少有人因此归罪证监会，反而市场普遍认为证监会错在没有更早严查配资，这是市场的重要进步。监管的问题从根本上讲，出在监管体制上。2013年的“钱荒”、“债灾”与今年的“股灾”有很大的相似之处，都是混业经营下，监管分割和滞后的结果。笔者在《再造央行4.0》中提出，金融稳定应当成为央行最终目标之一，货币政策权、最后贷款人和监管权三者应当统一。事前统一监管，建立充分的应急预案，而不是事后打补丁，才是防范金融系统风险的长久之计。
　　反而上场比赛：政府不可能与市场完全划清界限，因为很多情况下政府也是市场的参与主体，例如政府发行债券融资，是通过市场进行，再比如央行投放基础货币、调控基准利率，本质上讲是央行作为市场的对手方，这些并不存在问题，因为没有干扰其他市场主体之间的市场行为。但是，在股市暴涨时，新华社等官方媒体的摇旗呐喊，“4000点才是A股牛市的开端”仍然历历在目，这不是一个市场化的市场应该出现的现象，而是政府对市场的粗暴干预。政府希望市场“慢牛”，又希望市场化，这两个目标是矛盾。如果投资者确定股市将“慢牛”，那么所有投资者都会在最开始就进入股市，以求获得最大的收益，而一拥而上的结果就是“疯牛”。希望金融市场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初衷是好的，但是要求市场按照行政指令办事，就大错特错了。再比如扩大直接融资比重，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政府要做的是放宽上市、发债等约束，为企业通过直接融资市场融资提供场地和规则，而不应当要求市场“慢牛”吸引资金服务于企业。
　　综上所述，在市场外部，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而这也是甩掉“政策市”、“情绪市”等帽子的前提。政府要做的是建好场地，制定好规则，做好裁判，至于赛场中谁赢谁输，比赛是否精彩，都不是政府该管的。在一个完善的市场环境中，价值投资才能够产生价值，市场才能成为一个理性的市场。
　　结论：
　　1、在市场内部，中国股市以散户为主，“资本利得预期”是股市的主要驱动因素，价格偏离价值是必然。在非理性市场中，杠杆的使用进一步加剧了价格偏离价值的幅度，而不会起到价值发现的作用。在这个市场中，机构投资者无法通过价值投资获得超额收益，于是很多机构投资者变得比散户更加散户，或者成为庄家，市场非理性程度进一步加大。这是从市场内部，投资者结构和股市定价方面，导致中国股市非理性和暴涨暴跌的原因。
　　2、在市场外部，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而这也是甩掉“政策市”、“情绪市”等帽子的前提。政府要做的是建好场地，制定好规则，做好裁判，至于赛场中谁赢谁输，比赛是否精彩，都不是政府该管的。在一个完善的市场环境中，价值投资才能够产生价值，市场才能成为一个理性的市场。
（来源：华尔街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