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朱宁看来：“中国快速增长的债务仍是未来最大问题。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是必然趋势，市场融资渠道越来越少，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另一方面，政府债务存在隐性担保，但是政府愿意承担多少是一个疑问。一旦突破了隐性担保的上限，势必会出现违约。”

　　“触发危机可能性最大的产品包括债务、信托等各类理财产品和货币基金。”朱宁进一步指出，“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主要以贷款和信托为载体，平均期限是3年左右，但中国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还款周期一般在10年以上。如果没有一个地方债的市场来替代这些短期融资，这一期限错配难以解决。”

　　根据利得中国财富管理研究院的报告：债务加权到期时间超过3年的有5个省，期限最长的是海南省，约4.27年。最短是内蒙古，只有2.15年。意味着同样的债务水平下，内蒙古的流动性压力是海南省的2倍。

　　“债务负担较高的地区既有上海、北京等发达地区，也有云南、四川等西部欠发达地区。”王玮告诉记者，“政府债务负担较轻的地区有新疆、河南、宁夏、黑龙江等地区。”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以前地方政府不能自行发债，因而更多通过地方融资平台和其他政府相关实体等发行人间接发行债务。王玮透露：“未来，随着中央逐步放开地方自发自还政府债券，地方融资平台将会逐步被市政债替代，政信类产品发行量将会逐渐减少，其稀缺性将会显现。”

　　无论是否已经度过了债务违约高峰期，中国的债务困局已然存在，亟待破解。

　　在朱宁看来：“利率市场化是最佳的解决途径。”

　　利率市场化从本质上来说，改变的是央行货币政策的传导方式，但是，它又作为一项特别的改革措施被专家反复提及。

　　朱宁认为：“利率市场化有非常积极的意义，所有的融资企业都是在交易所或者银行间市场进行融资，能否获得青睐取决于在市场的决定。除此之外，应该大力发展债券市场，并允许破产、倒闭以及债务违约。”

　　为此，朱宁正在撰写一本新书，预计在8月底前完成。他告诉记者：“这本书关注‘刚性兑付’，先期在美国发行。我的很多美国朋友对中国的政府债务和‘刚性兑付’非常感兴趣。”

　　与此同时，朱宁进一步阐述了“增量与存量”的辩证理论，在他看来，“一方面，要严控债务增量，要求政府保持平常心，杜绝大规模刺激，执行总量稳定的货币政策。现在真正的投资性融资需求并没有那么强，但债务滚动以及政府行政指令带来的无效融资需求越来越大。”

　　这一点可以从货币乘数的变化上看出端倪，现在货币乘数维持在4.3左右的高位。如果货币宽松，必然会导致信用扩张，进一步推高杠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