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P协议的达成，至少意味着不同经济制度、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可以共享一种自由贸易的未来图景。这也是近代以来英美主导的世界秩序的最大特点，为经济霸权包装上了一层普世文明的外衣。美国外交史学家拉塞尔·米德就说：“英美社会和更广泛的国际社会逐步在英美人构建的框架中成型，物质和社会进步是它们的基本特性，最终反映出对意义的追求，而非对舒适和财富的追求。”奥巴马力推TPP就是防止异质文明来书写国际经济的规则，而美国的焦虑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忧患意识。中国领导人已经多次表态不会挑战美国主导的规则体系，也重申中国是既有体系的受益者，即便如此，“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的设立还是触及了美国的敏感神经。而TPP所要树立的就是英美的经济制度模式、企业模式，以及这种经济制度所承载的人权与文明的价值。

　　TPP协议达成之后，未必会带来普遍的繁荣，市场竞争并不会解决公平分配的问题，而资本的自由流动也是对脆弱社会制度的挑战。从决策的角度而言，任何重大的政策都是由精英集团推动的，当然也要符合他们的利益诉求。自上个世纪70年代的松绑之后，国家对资本的管控就日益松弛，资本越来越具有非领土化的色彩，跨国公司的“国家身份”也日渐模糊，到底是以这些公司的总部来界定其国家归属还是其业务呢?TPP协议最终也是顺应了资本自由流动的需求，更是跨国精英网络的胜利。拉克曼就认为，“ 国家是既有社会行动者的产物，也是新的社会关系和利益得以形成的场所。”精英的意志可以上升到国家的政策，进而促成国际合作。由此可见，TPP成员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甚大，但是跨国精英之间形成了基本的共识，虽然这个协商与谈判的过程比较曲折。

　　TPP现在只是一个“小群”，它的规模远没有WTO那么大，但这并不代表它就“小众”。此外，TPP并没有包含中国这样世界最大的贸易国家，引起了诸多的争议与讨论。从代表性而言，TPP存在不足，但是TPP所要建立经济秩序与中国之间还有诸多的不兼容性。是美国不跟中国玩呢，还是中国不愿意参与其中?这个问题本身就值得中国深思。加入WTO之前，中国也有很多不适应，但是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快速膨胀，当然中国也付出了很大的劳工、环境、资源的代价，现在到了经济转型与调整的关口。从理论上说，中国经济转型与TPP之间并无逻辑上的冲突。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经济改革的目标是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构建法治型市场经济也是实现中国经济社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TPP协议达成之后，有一种声音认为，TPP是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工具，因此建议中国也构建与之对抗的多边经济合作组织。若是如此，只能让中美之间的经济冷战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于中国而言，TPP是推动和激励中国经济改革的外在的压力和动力。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尤其是美国主导的经济体系是中国最近30年经济发展的重要外部动力。发达国家依然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知识与技术的供应国，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膨胀，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经历着深层次的变革，简而言之，已经从简单的贸易关系变成了市场之间的协作与对接。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并非“另起炉灶”，而是弥补既有体系的漏洞。中国在亚投行议题上对美国一直持欢迎态度，而美国也有很多人希望中国加入TPP，中国官方也表达过对TPP持开放态度。换言之，中美之间的竞争实际已经成为国际经济秩序“升级换代”的动力。

　　中国的发展速度让世界咋舌，TPP的到来更是预示着全球经济秩序的大变革，也表明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到了共振的时刻。所以TPP来了，并不是一件坏事，TPP带来的不应该只是恐惧。我们需要以平常心面对，而不是用阴谋论的想象将其脸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