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鉴定有其专业判断逻辑，但并不意味着其过程就可以封闭化。再专业的知识判断，都需要直面公众基于常识的疑虑，也离不开开放化的程序设计和当事人监督。我国刑事诉讼法将“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意见”，意味着其并非最终司法认定的证据，要增强其证明的效力，就需要强化鉴定过程的正当性。

　　交通事故不是科学实验，没有办法重来一遍。我们也无法准确断定事故发生的一刻肇事者的精神状况。但“合理推断”需要严格的法律程序，司法鉴定意见书理应将“合理推断”的相应程序一并交代清楚。这么严重的交通事故，肇事者酿了大祸，对精神一定刺激不小，事后短时间内出现精神障碍实属正常应激反应。任何人都可能在事后情绪崩溃。

　　王季进也曾交代“我一个人开车就喜欢开得快，见缝就钻”，“油门在我脚底下，我踩得重就开得快”。这些事实又是否说明，肇事者情绪平稳时亦喜欢超速驾驶呢?在出事后弃车逃走，在未抓前，疯狂逃窜;在被抓后，疯狂自残，他一切的表现，不符常态但符合常理。一个心智失常的人未必会懂得这些。

　　由此可见，鉴定意见书对肇事者的精神状况一语带过，其中的“推测”是否依法有据合情合理，欠缺交代。这些悬置在普通人心中的疑问，需要专业知识权威的开放式回应。虽然法律没有要求执法部门告知当事人鉴定过程，但对于已经产生公信力危机的影响性案件，公开鉴定生成结果的检验过程，尤其是检验方法、鉴定标准和规范等重要环节，恰是回应质疑、消除猜忌的最佳方式。

　　刑事诉讼法第146条规定，侦查机关应当将用作证据的鉴定意见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提出申请，可以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鉴定不可能没完没了地进行下去，但在法律规定范围内，这种权利应当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

　　对此律师表示，今后在法院进行量刑时，很有可能参照这一鉴定结论对其从轻或减轻处罚。虽然说从轻并不一定就会减轻，但大家都担心王季进是否会因为这个结果逃脱制裁?如果逃脱制裁，会不会成为案件精神鉴定的一个不良开端?

　　个人觉得这是一个化解公众对于司法公正的焦虑，增进当事方对司法结果的信任，传递司法公正的品格的时候。需要刑事执法机关在各个环节不断完善，恪守程序正义，以更加中立、更加透明、更加开放的程序推演，展现执法的无偏私的时候。不要成为另一个彭宇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