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有的难化解，新问题又来了

　　上个世纪50年代，我国决定在吉林市兴建全国第一个大型化学工业基地，此后中央和地方都出台了一系列加快推进化工产业发展的意见。光是“一五”期间，在吉林投产的国家投资重点建设项目就有7个(全国156个)。

　　至今，在我国内地的沿江、沿河地带，重化工业项目星罗棋布，它们几乎全部建设于上世纪50、60年代。

　　这些天然高危的项目在各地分散发展，事先有否规划、是否彻底“排雷”(评估风险)，本就值得怀疑。而城市扩张却将这些化工厂包围。

　　2004年4月因氯气泄漏引起轩然大波的重庆天原化工总厂成立于1939年，是我国最早的氯碱企业。当年在重庆建厂之时，厂区位于主城区之外，远离居民稠密区。

　　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厂区四周也迅速开发，城市化越来越快，许多居民小区和学校、商场等不断兴起，天原化工总厂所在的地方也渐渐变成了主城区。

　　庞大的首钢的搬迁，曾被誉为一个“奇迹”，但这样的案例，毕竟难以复制。

　　“化工围城”的出现，固然是城市化加速的后果。但一直搬不走则与地方的各种利益直接相关。

　　先不说与企业或居民区的协商谈判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同时高达几千亿元的搬迁资金也是不可忽视的难题。

　　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2012年南京于连云港达成意向要将六合扬子石化、金陵石化和南化公司等所有化工企业全部整体迁出，但时至今日毫无动静。对于搬迁规划，六合扬子石化董事长表示，“搬迁之后的职工安置、搬迁的费用，哪儿来呢?成本呢?你摊给消费者，行吗?”

　　更不用说许多化工企业大多被当地视为支柱企业，是缴税大户。一些地方为了GDP考虑，对化工厂情有独钟，对其环境污染干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不惜提供保护。

　　2010年《广州日报》曾有报道，江苏大丰市的辉丰农化被附近居民称为“毒工厂”，与最近的村民住宅相隔不足百米，超标污水直排入海。按理这种化工厂早应搬迁，远离村民区，但由于辉丰农化是当地第一纳税大户，并被评为“环境友好企业”，想动这种“明星企业”，当然是难上加难了。

　　至于很多人诟病的化工企业离居民区太近的问题。事实上，在早年我国化工企业建设选址与城市居民区的距离其实是合理的，比如必须包括一个5到10公里的隔离带。

　　到了今天，炼油厂的安全卫生防护距离最小是400米，化工厂是200米，合成纤维厂是500米。对于这一差异，南方周末曾采访过业内专家的意见“如果防护距离过远，相应的土地成本和拆迁安置成本都会使得石化企业的投资增大，自是企业所不乐见的。”

　　原有的化工企业问题还没有解决，难搬走，新建的化工设施也来了。并且，那些旧问题依然在新设施的选址建设监管等环节一一存在。也就是说，旧有的困还没解决掉，新的坑又挖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