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耀接受本报采访时认为，近几年中国人对外投资移民遇到的失败案例并非一桩。曾为投资人代理芝加哥会议中心(ACCC)项目证券欺诈诉讼的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森告诉本报，当时赛思创建了芝加哥会议中心与芝加哥洲际区域中心信托(IRCTC)两家公司，投资人每人除付50万美元投资移民款外，还要付给项目管理方即赛思团队41500美元管理费。作为购买ACCC项目股份的回报，投资人将通过EB-5投资移民拿到美国绿卡。而实际上赛思取得项目许可的部分文件是伪造的。

　　据刘森介绍，此次美国移民案也属于EB-5型，“其被告人的骗术并不高明，中介人员理应早就发现”，刘森说，而类似项目之所以能在中国瞒天过海的原因之一是，与其他国家办理投资移民直接找律师不同，国内人办理投资移民多是先找移民公司，再由移民公司联系律师等专业人士。由于移民公司以拿服务费为主要盈利点，其自身就希望项目“多多益善”。

　　除中介受利益驱动外，更深层的原因更在于中国人近两年的投资移民需求越来越强烈，使得服务机构“萝卜快了不洗泥”。

　　而对移民流入国而言，美国康永华律师事务所北京首席代表Gary告诉本报，美国移民局正在讨论内部草案，赴美移民人的移民动机将更受关注，美国等国也更倾向于接收科学家等高端人才。

　　进出“失衡”

　　尽管有着巨大需求，但从投资移民结果上看，目前几乎没有权威的投资移民成功率统计数据，而且移民流出和流入国的政策也在进行微调。

　　《2012年中国财富报告》显示，仅6%的高净值客户已经移民，其中绝大多数依然是大陆公民。美国公民和移民服务局（USCIS）发布的报告显示，2010财政年度来自中国大陆的投资移民申请最多，占USCIS全年发放EB-5签证总数的41%，共计1016人。到2011年共有2969名中国公民申请了投资移民的EB-5签证，2505人获得批准，占EB-5签证总数的75%。美国康永华律师事务所北京首席代表Gary告诉本报，2012年获得中国公民申请并获批EB-5签证的约2700人，目前这一通过率仍不算高。

　　而《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显示，2010年我国对世界主要移民国家（美、加、澳、新）投资移民共7255人；2011年中国对美、澳、新三国投资移民6092人，且对这三国中国都是移民第一来源国。

　　王辉耀认为，每年转移出去的资产除为中国带来一定程度的失业问题，国家的税收收入也受到了一定影响。财富流失对中小城市发展的负面影响与大城市相比更为严重。投资移民带走的不仅是资产本身，甚至包括核心技术专利。此外，中国海外投资移民的潜在人群集中在35-55岁的中产阶级，这一群体的迁出削弱了国内中坚力量的声音，影响社会转型及改革进程。

　　周密则认为，投资移民给中国带来的影响要从多方面来看。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投资移民是全球贸易自由化的一种方式，中国已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即在企业走出去的同时，资金、人才未来也将更多地走出去。

　　对申请人而言，挤独木桥时收益和风险并存。而对移民流出国而言，王辉耀认为，流向国外的人才和资金并没有从人才和资金的流入方面得到补充，这使得中国已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以吸引海外人才。目前中国还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永久居留投资移民制度，投资移民到中国的人数包含在获得永久居留权的4000多人中，尚屈指可数。

　　“如何尽量减少负面影响，使走出去的人才为中国经济发展做贡献，这十分重要”，周密说，投资移民并不是要单纯的完全转移国籍，在这方面国家进行政策引导很有必要。

　　王辉耀认为，国际移民是一种基本的人权，国家很难干预，因此，监管上存在一种难度。如果要在外汇管理制度上监管，可以加强银行结售汇和跨境收付汇监管；加强对携带现钞出入境的管理；完善对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的监管，健全外商出资撤资审核、评估制度，规范企业境外投资行为。比如可以将一定数额以上的资金流动，尤其是这种投资移民过程中的异常资金流动，可通过银行系统自动报告给监察机构，形成防范体系。应该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对官员大规模向境外转移资产或资本的，应当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

　　欧美很多国家都有这种监控机制。刘森认为，2012年6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于2013年7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在普通签证规定中增加“人才引进”这一类别，以此吸引更多海外优秀人才，这将有利于我国完善海外投资移民管理和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