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是考虑到居民收入的增长仍然维持了较高的水平，如果可以持续保持这一势头，中国仍然有可能通过持续的城镇化和收入增加消化当前的高库存。
　　4） 新的投资计划未必是重走老路的体现，而是应对经济下滑的过度性安排。今年上半年投资增速快速下滑，钢铁水泥产量都是负增长，再不出手就会硬着陆。而且，中国还是有很多投资需求。比如，北京上海的新机场建设，是因为现在机场流量已经接近饱和。
　　此外，改革措施其实一直在推进，如通过制造业2025、互联网+、一带一路、京津冀一体化等战略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则有助于应对传统产业的低迷；通过结构性减税、完善社会保障，也能对消费产生正向刺激，对冲反腐与财富负效应的影响。
　　5）就业平稳，收入持续增长。如果是国企不改革没有增加，那收入如何可能增长？中国经济中虽然重工业和部分轻工业不景气，但服务业大发展，互联网运用到服务业，大幅刺激潜在的需求。
　　当然，上述转型并不容易，恢复投资者信心也是个长期过程，这其中还需要多方面协调配合，能否在稳增长的基础上，大举推进和落实改革措施仍是关键。笔者认为，对中国经济过度悲观的观点不可取，下半年经济更有可能企稳回升。如果政策得当，中国未来五年经济仍有较大概率保持6-6。5%的增长。
　　质疑之二：政府管理经济的能力令人失望
　　此次A股动荡，牵连港股。笔者与美国基金经理交流下来，一些观点是之所以抛售港股在于他们对政府救市行为深感困惑与失望：
　　原因一是政府已经采取行动，但收效甚微，更何况在当前中国资本市场尚未实现资本项目开放的有利条件下，救市如此之难，令投资者对决策层能力产生怀疑。
　　二是投资者担忧出现的市场流动性枯竭，大规模的上市企业停牌，无法交易的市场需要尽早逃离。
　　三是政府救市过程中，强迫股东和企业回购股票，不尊重市场，与三中全会以来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目标不符。
　　对于本次救市，笔者认为，自6月下旬以来A股仅用了三周的时间便从5200快速下滑至3600点，跌幅高达30%，速度之快、幅度之大堪称股灾。正如笔者曾判断，为避免恐慌情绪蔓延以及可能引发的系统性金融危机，政府出手干预无可非议。实际上，即便是比中国更加贴近市场经济的国家，在遭遇如此危机的时刻，也大多会选择先救助，若以此判断政府市场化倒退过于武断。
　　在笔者看来，技术性的操作不是最大的问题，从国际经验而言，关键在于决策层决心是否坚定。而且之后股市反弹，可见政府还是有手段稳定市场，只是需要一点时间，并非没有能力。
　　当然，采取何种方式确实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也有一些教训值得决策层反思，特别是市场化进程中一些监管落后的风险，以及如何更好的事前监管到位，而不是事后补救。现有中国“一行三会”体制下，央行专注于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而银监会与证监会、保监会分别覆盖银行、证券、保险等三大领域的监管，导致金融市场的机械分割，不能适应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的新情况，难以形成高效、一体化的金融市场监管体系。建议提高人民银行地位，并增强其对一行三会的协调职能，必要时成立由国务院分管领导、人民银行、财政部、三个监管当局等领导组成的“金融稳定委员会”，达到监管的规模经济。
　　质疑之三：宏观经济政策又走回头路
　　应对当前经济下滑，美国投资者认为，宏观经济政策没有新意。比如，货币政策方面，面对较高实际利率，货币政策略显滞后。财政方面，债务置换疑似财政改革重走回头路，应对经济下滑，依旧是刺激政策，并未有新鲜方式，与“四万亿”并无本质不同。
　　财政政策方面，笔者并不认为，增加债务置换是财税改革的倒退，反而是对43号文矫枉过正的表现，可以看到，今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一路下滑，降至2001年以来的新低，并未起到稳增长的关键作用，与资金受限关系密切。为防止财政悬崖的风险，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增加置换额度至3万亿，保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在建项目后续融资仍有必要。
　　是否重走“四万亿”老路？笔者在FT中文网专栏《反思“四万亿”恐惧症》中提到，“四万亿”的教训不在于是否推出刺激政策，而在于如何执行过程中忽视了中国经济固有的结构性弊端。例如，投资方面，不应否认投资对于稳增长的关键作用，关键在于何种方式进行，如果能大力推进PPP取代依靠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方式，便可起到稳增长与调结构并举。当然，目前来看，PPP仍然面临不少困难，若想取得成功，与政府行政管理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价格改革并举。